模仿與實踐


2299 期(2008 年 9 月 14 日)
◎ 與大師對話 ◎ 許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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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孩子們學習以自然論去思考的時候,他們並不需要對因果關係的原則有任何明確的知識。他們學習以我們稱之為自然論的因果關係去看事物,而透過不斷實踐這種解釋,他們至終確定了這些解釋背後的前設。當孩子學習說一種語言,而那種語言以自然論的角度去描述事物,這個過程便已然發生;而學習語言的過程提供一個很好的例子,表明思想的前設由一代傳到下一代的普遍原則。語言是透過聰明地模仿成年人而習得。每一個字都必須從不同的處境去考慮,直到大概掌握到它的意思;然後它必須在書本中被閱讀,並在成人的示範引導下應用於說話和書寫中,以致它最重要的意義變化得以被駕馭。這訓練可以用訓令去輔助,但模仿與實踐卻永遠是主要的原則。一些較高等次的藝術元素,亦是透過相同的過程被吸收。繪畫、音樂等,都只能夠從練習及聰明的模仿中學習。而這亦同樣應用於科學發現的藝術。

  「今天科學的前設大概是以三個步驟教授。學校的科學傳授一種設施,用科學的角度去表達已被確立的學說,就是科學的死的字句。大學透過讓學生認識到它的不確定性和它永遠過渡性的本質,去帶出這知識的生命,讓他或者可以稍稍瞥見這已確立的學說可能尚待浮現的涵義。它亦透過教授實驗證明的做法,和常規研究的實際經驗,去傳授科學判斷的入門初階。但對科學前設的全面啟蒙,則只屬擁有成為獨立科學家天分的少數方能得到,而他們通常只有透過跟隨一位傑出的大師,對他精深的見解與實踐有緊密的個人接觸方可達至。是偉大的學術研究門派,孕育出科學發現最重要的前設。一位大師每天的工作,將向聰明的學生顯示出這一切,並傳遞一些他的個人洞見 ─ 正是這些洞見指導著他的成就。他怎樣選擇問題、決定用甚麼方法、如何回應新的線索和預計困難、怎樣討論其他科學家的研究,並時刻猜度那些未有成果的千百個可能,這些或許都至少傳遞反映著他主要的眼界視野。這就是偉大的科學家為何往往跟隨偉大的師傅為學徒的原因。......」Michael Polanyi, “Science, Faith and Society”, pp.42~44

  有異於一般的看法,博蘭霓認為透過課堂教導所獲致的知識,充其量只能夠作為輔助,「模仿與實踐卻永遠是主要的原則」。

  知識,無論是科學的還是其他的,在本質上都不可能是完全中立和客觀的,因為所有知識永遠都牽涉到一個無可避免的變數─知悉者(the knower),而這往往跟知悉者當時的具體處境息息相關。我們對事物的知悉,永遠只能夠是片面和相對的:片面於我們已有的經驗與當下的關懷,相對於我們當時的知覺和分辨的能力。我們對事物的理解,亦無可避免地囿限於我們的觀點角度,以及當時能夠使用的器材和援引的概念。換句話說,知識永遠是「個人」(personal)的。就是最抽象的數學概念,亦總得跟這個現實世界拉上某種關係。

  不但如此,正如博蘭霓指出,就是當孩子學習一種語言,那種語言的敘事方式就已經傳遞著一種觀察事物的態度。不同的語言文字,用以敘事、說理或抒情就有非常不同的效果。打個比較極端的例子,我們很難用非洲的土語去表達複雜的科學概念,或用邏輯的語言去傳遞詩詞歌賦的神髓。而正因為語言文字本身不可能是客觀、中性的,用以獲得並以之傳遞的知識,自然亦不可能擺脫這「盛器」本身的文化背景和人格特質。

  博蘭霓稱之為「科學的死的字句」,當然可以作為科學入門的輔助,但「模仿與實踐」,特別是在最頂尖的科學研究範疇─「怎樣選擇問題、決定用甚麼方法、如何回應新的線索和預計困難、怎樣討論其他科學家的研究,並時刻猜度那些未有成果的千百個可能」─才是科學發現最主要的原則。

  在信仰的範疇,嘗試在「模仿與實踐」中體會,恐怕更是真正了解信仰的不二法門。正如使徒保羅曾說:「你們當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可是作為「經書的宗教」(Religion of the Book),我們卻習慣追求那可以觸摸掌握的教義訓令(precepts),嚮往它那實質上已「漸漸退去的榮光」(林後三章),至終在難以突破字句的困局中,被誘惑去尋求一些似乎是神秘的、超凡入聖的特殊經驗,而逐漸陷入惡者的網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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