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國安於一八八一年隨留美幼童撤栽返回中國後,先後由政府派往開平煤礦和京奉鐵路任職。及至一九零零年到上海聖約翰書院任教,由於聖約翰書院前已故院長顏永京牧師,第四子顏惠慶(見上圖),同年畢業於美國維珍尼亞大學回國,受聘於聖約翰書院,唐國安和顏惠慶兩人同是教會中人,亦是基督教青年會中堅分子,可說志同道合。一九零五年顏惠慶認為上海是對外的通都大邑,應有英文報紙的發行,以作華人對外的喉舌,使外國在華各界人士對中國情況有所認識,故兩人在《南方報》(South China Journal)開闢英文版一頁,由顏惠慶和唐國安任編輯,兩人輪流報筆,每日撰寫社論,並繙譯電訊新聞,作出客觀的分析,此報是國人自辦英文報的先驅。
當印尼華僑李登輝一九零五年來到上海,首先在基督青年會取得聯繫,宋耀如、顏惠慶、唐國安、伍廷芳、曹雲賡等董事為李登輝所結識。及至翌年李登輝創辦的「寰球中國學生會」,宋耀如、顏惠慶、唐國安、伍廷芳、曹雪賡亦相繼被邀為董事。在唐國安初抵上海之際,適逢義和團運動失敗,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其後滿清政府被列強迫簽《辛丑條約》,要每一個中國人承擔一兩白銀的賠款。以其時中國人口有四萬萬五千萬計算,此即中國總賠款四億五千萬兩。計分三十九年清還,加上利息須賠款九億八千萬兩。而美國可獲百分之七的賠款,即三千二百九十三萬兩,折合美金為二千四百萬元。
當美國分得賠款之後,減去美國出兵鎮壓義和團的軍費,以及美國在華商人和傳教士的損失,合共為一千三百六十五萬美元,故此尚餘一千零七十八萬美元。當時有美國公理會在華教士明恩溥牧師(Rev. Arthur Henderson Smith)向美國羅斯福總統作出建議,認為這一筆多餘的賠償,應退還中國作興辦教育事業之用。在一九零四年羅斯福總統和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s)有意將部分賠款撥還中國,當時駐美大使梁誠向美國請求減少賠款;另一方面上書清廷以賠款作留學教育之用。是以日後有「清華學堂」和「清華大學」之興辦(見下圖)有「賠款學校」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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