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的夢想-展望下一個十年

2236 期(2007 年 7 月 1 日) ◎ 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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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十年香港教會牧養模式的展望
              蘇穎睿

  過去十年,香港經歷不少風浪:金融風暴,樓價暴跌,引致負資產,跟著是沙士肆虐,差不多三百多人死亡,又加上特區政府強行推出廿三條法案,引致七一大遊行,數十萬人上街,要求董建華下臺。這年來表面上香港恢復了昔日的「繁榮安定」,「馬照跑,舞照跳」,銀行也逼滿了那些股民,茶樓也擠滿了食客,但香港真的充滿盼望和前途嗎?明天是否會更好嗎?在過去十年的艱難日子中,香港的教會又怎麼樣呢?

  在一九九九年,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作了一個全港教會/教徒普查,全港的信徒總人數是十七萬,教會總數是一千一百二十間。到了二零零四年,全港信徒的數目是二十一萬,而教會總數是一千一百七十間,增加了五十間,換言之,增長率是每年4.3%。至於由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七年的增長情況如何,我們暫時沒有資料,但似乎增長率沒有過去五年那麼快。我相信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三年的艱難日子,尤其是二零零三年的沙士是有密切的關係。

   未來十年的香港教會將會有如何發展?我們又應採用甚麼牧養模式來順應教會的發展呢?以下是我一點點的觀察和意見:

  1. 在過去五年,香港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幾乎大部分增長快的教會都是大教會,幾乎是大者更大,小者仍小。這些大教會資源充足,分齡牧養,大中細都得到牧養和照顧,相反來說,一間一百多人或是幾十人的教會,年幼的沒有適合的主日或團契,年長的也沒有一幫年紀相若的「老友」彼此扶立,他們漸漸也「移民」到大教會去了!所以我們看到不少大教會的增長其中一個原因是轉會過來的。我想未來的十年也會有如此的趨勢!
  2. 然而,特大的教會也有要面臨的困難:
  1. 至於較小的教會是佔了全港教會75%,他們的增長率極低(在二零零四年,二百人以下的教會共九百零五間,佔全港教會76%)究其原因有下列幾點:
  1. 在二零零四年的普查中,我們發現香港教會的青少年工作非常不理想,與一九七零及八零年代比較遜色得多。雖然基督教學校增多不少,不少教會學校也積極推行福音工作,也有不少教會是置在學校內,但奇怪教會似乎並不因此而受益,究竟原因在哪裡呢?我相信香港教會實在要深入研究及找出一個青少年工作的模式,而作學生福音工作的團體也要重新研究一下我們的策略,我總覺得在過去十多年來,我們似乎是失去了少年的一代。
  2. 最後,我覺得未來的十年香港的教會會面臨非常嚴峻的挑戰,挑戰是來自各方面的

  其實,最終來說,香港教會目前急切的任務,是好好的教導聖經,忠於聖經的教導,若我們背棄這基督教的核心信仰,我對香港教會的前途一點也不感樂觀了


回歸十年教會面貌
       陸輝

  根據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每隔五年進行一次的教會普查,一九九九進行的普查反映了回歸前五年的情況,二零零四年的普查則反映回歸後五年的情況,加上一些補充數據,大致上看到回歸十年前後的比較。

  回歸後香港教會的發展相對於回歸前的發展好壞參半。但從數據中可以看到香港教會未來十年發展面臨的挑戰。從信徒(出席主日崇拜)與人口比率來看,九四年及零四年都保持3.3﹪。未來廿六年(至二零三三年)香港人口將會由目前大約六百九十萬增至八百四十萬,增加一百五十萬。香港教會若要保持此比率,得要增加約五萬信徒(零四年的數字為廿二萬)。首先佈道的努力應可帶領超過五萬人信主及洗禮,但教會同時得努力栽培訓練,才能減少流失及加強增長。長者牧養(至二零三三年全港六十五歲人口將為26.6﹪)、夫婦牧養(人口年齡中位數由九六年的34歲增至零六年的三十九歲,加上離婚分居數字十年間倍增由1.9﹪增至3.8﹪)是關鍵。

  其次堂會的承載力。超大型教會不一定是本港教會發展的趨勢,因為受著領袖及經濟因素影響。堅固及協助中小型堂會的發展才是策略重點,堂會人數中位數未由九四年的八二增至零四年的二二四,顯出提昇中小型堂會人數是實際可行並且成本效益至為理想的。植堂的努力亦當同時進行,否則較難達到目標。香港教會若要將3.3﹪目標提昇,便更得加倍努力了。

  從教會參與社會角度來看,提供社會服務的堂會百份比由九四年的51.7增至零四年的56.3,關心的範圍由賑災提昇至服務,亦開始進至制度改革的層面。香港教會亦意識到及積極投入回應社會貧富懸殊的現象。至於職場事工亦開始普遍,盼望可以從相互支持及行業見證,提昇到更新職場文化。教會參與中港交流的百分比率亦由九四年的41.9增至零四年的52.2,相信有助提昇國家意識及承擔。

  展望未來十年,教會發展情況當是審慎樂觀的。「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的度日。」(提前三1-2)


2017的夢想:傳媒剪影
         梁永泰

  一本書誌(Bookazine),用人物故事實現通識教育,青年學生人手一冊,全民通識,有趣味地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方向。

  一系列港產電影出現,包括:《信》:捕捉一個新移民女孩子在困境中的信念與爭扎,近乎吳天明電影《變臉》。《望》:一個跌落井底而度過半生的孩子,怎樣追求人生的意義,近乎日本片《沙丘之女》。《愛》一位肯為朋友而走進人間地獄去拯救別人的人,近乎美國片《獵鹿者》。

  中國北方出現全世界第一個聖經文化主題公園,以聖經故事顯示神的愛與寬恕,人的爭扎與心靈交織,人與人的和睦,國與文化的衝突與融和。

  粵語流行曲脫離了只唱男女之愛,更多能表達集體記憶和集體夢想,移民故事與個人成長,文化衝突與寬恕等主題。

  在電子遊戲之中有聖經先知的故事與比喻,有選擇與多元結局的互動情節,影音一流,將受年輕人歡迎。

  香港人3G手機,每天有「靈修日語」,以溫柔的音樂帶出聖經的箴言,成為城市人的鼓勵,與送給別人的禮物。

  一份每天免發派送的報章,都是替弱勢群體說話,展示他們的爭扎與高貴,而且能發動全城,關懷和彼此幫助,助己助人。

  牧者在媒介講道,字字硃磯,道出時弊,以真理為基礎,用故事喻道,使人可以在三至五分鐘內,明白真理。

  基督教書局出版一系列有深度的現在命題芻議叢書,使香港可以在後現代社會的爭扎之中有真理,使知識分子有社會良心,使專業人士有使命感,使時下的關懷有所回應。


十年又十年,當教會遇上政治......
              趙崇明

  回歸十年,隨著香港社會愈趨多元化和政治化,香港教會與社會的關係似乎也愈來愈政治化,但這不等於香港教會愈來愈熱衷於參與政治,政治冷漠似乎仍是主流現象,在教會中談論政治依然沒有市場,甚至仍被視為禁忌!不少人同意,八零年代至九七年前,反而是教會參與政治的黃金歲月(例如「信念書」的草擬、八九民運等)。回歸十年,面對社會上曾發生過的重大政治事件:如內地子女居港權問題、人大釋法、七一遊行、要求達致雙普選的政制改革爭議等,香港大多數教會仍然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而沒有直接參與。

  然而,給人另一印象的是,似乎一些不熱衷於參與上述社會運動的教會及信徒,卻較多以教會名義直接表達對某些社會道德問題的看法,例如賭波合法化、跟「性傾向歧視條例」有關的同性戀議題、傳媒對色情暴力的渲染、以及近期由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而引發要求將聖經送檢等事件。社會上就著教會對某些道德議題所持的態度和觀點的回應,引致香港教會與社會(尤其是那些跟上述道德議題有關的體)之間的關係愈來愈趨政治化,這情況在過去十年似乎愈來愈明顯。

  基於此,我們不禁要問:當這個後現代多元社會不再將道德倫理和政治作出區分的時候,教會是否仍然可能只講道德、不談政治?更何況要求平反六四、政制爭議、二十三條立法、教育政策、貧富懸殊問題、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等,相信仍會是香港人未來十年必須面對及解決的政治議題,難道教會真能置身事外麼?

  就算過往香港教會或信徒在社會及政治事務上有參與,但最多也只是流於一種被某個特定的社會政治或道德議題、或某次社會危機主導及帶動下的一種對點式及被動式的短期回應。即是說有事發生才去回應,之後又會冷淡下來,始終在教會如何參與政治這課題上未能持續地作全盤且深入的神學反省,於是在教會自身的定位,以及教會與政治關係的長遠發展方向上,十年如一日地仍是各自摸著石頭過河,見步行步而缺乏遠見。

  故此,筆者建議在未來十年,在教會與政治這課題上,神學院與教會需要努力開拓及發展一個像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所倡議的「公共論域」(public sphere),在只關注個體的私利欲求及社會的經濟利益這種文化之外,能讓信徒在以聖道為首所形塑而成的理性批判的話語底下,就著一些多元複雜的政治議題,實踐坦誠而開放的聖徒相通,以致達到共同關心社會事務的目的。


如何面對後現代的衝擊
         蔡志森

  後現代是一個感性的年代!大家愈來愈看重個人感受,高舉個人的權利和選擇,於是社群的利益,理性的分析往往要靠邊站,受這股風氣影響的不單是社會大眾,教會的弟兄姊妹亦不能免疫。

  過去十年,香港社會就著不同議題的爭吵無日無之,不幸的是當中大部分都不是理性的分析和對話,而只是個人立場的宣示,很多討論都是非友即敵的,大家對某個人做了甚麼和說了甚麼的反應,主要取決於他的身分背景,例如對於高官和持不同政見的人士,往往小題大做,肆意嘲弄和挖苦。若對方屬於友好政黨、選民或弱勢群體,則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標準,對他們的錯誤視若無睹。

  對於公眾人物,社會有一套高得無比的標準,好像要求對方是聖人一般,完全無可指摘,就算說錯一句話,動輒便要求人頭落地,但對於整體的社會倫理,我們的標準卻低處未算低,傳媒肆無忌憚渲染色情暴力就是言論自由的表現;挑戰社會既有價值觀,侃侃而談亂倫、人獸交、肛交、婚外情的便是「進步」、「自由」的表現,而關注倫理道德的就是「塔利班」、「法西斯」!

  愈來愈多人用標籤代替了理性討論,一旦將某些人定性為壞人,大家就可以毋須再就任何猜測和指控提供實質證據,只要不斷重覆謠言,連造謠者自己亦會信以為真!面對後現代這種感性多於理性的社會氣氛,弟兄姊妹亦應好好反省我們自己的待人處事方式,避免陷入非友即敵的感性思維模式,我們不贊成同性性行為,不等如要敵視同性戀者;我們支持人權自由,不等如盲目支持一些所謂弱勢群體的訴求;我們珍惜自由,不等如人就可以為所欲為!一些弟兄姊妹之間的意見分歧,不應動輒上綱上線為真理層次的問題,否則根本就不能平心靜氣去討論。堅持和平、理性討論問題是我們對非理性的後現代世界的見證,基督徒應該活出公義而不只是談論公義!


期待下一個十年的關懷願景
           鄺偉衡

  斌仔出書了!但買不到!最後在書室的廚窗找到了!《我要安樂死》是近期十大暢銷書之一。

  十六年前就讀羅富國教育學院的鄧紹斌,在畢業預習中作了一個不成功的後空翻,使他導致全身癱瘓。他致函特首,要求安樂死,引起社會很大的關注和回響。他在書中經常說:「針不刺到肉,又怎能知道痛啊!」「為甚麼你們這樣殘忍?」

  斌仔只是一個弱勢群體的代表人物,他的訴求不是衣食住行的豐富,而最重要的是深切的關懷、懷緒的紓解、心靈的治療、社會的接納;只要加添一點助力、補足缺乏,就可以無障礙的走出自由,闖出新天地。

  香港回歸十年,也耕耘十年一個兩制和基本法,集體回憶經歷風風雨雨,香港人與香港社會都成熟了,不單可以療傷,也吸收智慧,創造溫情。期望未來社會四個願景:

  1. 拉近貧富差距:過去十年,香港人至少一半以上收入降低,超過五十萬戶家庭每月收入少於八千,但上層比以前收入更高,形成兩極化,窮人未能分享經濟復蘇的成果,必影響社會和諧,宜居程度及整體經濟發展,故分享成果是當前急務。
  2. 洞悉貧窮世界:貧窮不一定是個人的過錯或不幸,也是國家社會的疏忽和管理不當所致,窮人只是社會的「代罪羔羊」。窮人親身的經歷是開啟貧窮世界的鑰匙,也是社會問題的根源。將隱蔽性的貧窮世界顯露,就愈容易解決問題。家庭脫貧是首要處理的事。
  3. 創造企業文化:能夠長久共享繁榮,繼續安定,必須作出市場生態環境的保育。回饋社會不單個人培養社會情操,亦是大機構之大同精神:取之社會、用之社會。企業文化是必須對社會有承擔,對社會有責任、以致僱主僱員共享成果。
  4. 承擔社會契約:一個先進社會保障制度,最終目的並非單讓人民不捱餓,而是維護社會的生產力。產生病態貧窮,跨代貧窮等,不應是社會該有的現象、政府有責任解決問題,社會團體亦應協助,共創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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