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迴響：教會文化與先知角色

第 2031 期（2003 年 7 月 27 日）
◎　文林　◎　李景雄

分享： Whatsapp 電郵 臉書
 

　　《基督教週報》七月十三日「時事版」的交流點呼應文分別登出「香港需要先知」（駱慧）和「容許先知職事的教育」（胡志偉）。

　　駱慧深受「七一」五十萬人用雙腳向一意孤行而無能的當權者說「不！」所感，於是反詰而問：是不是香港教會需要先知？

　　胡志偉回應，大意是，先知職事當然應當備受重視，可是華人教會的文化結構並不留下多大空間讓教會領袖及教牧去發揮先知的功能。

　　如此一來，一呼一應道出一個弔詭：有先知的需要，但是教會的文化不能營造先知出來。

　　本文正是有感於這弔詭而作。

　　聖經時代及基督教的歷史每一時代總有先知先覺的信徒，眼看世人（或教徒）背叛了上主，於是大聲疾呼，叫人回轉過來，不然必受審判。這些人士就是所謂「先知」。舊約時代公元前第八、七世紀有亞摩司、以賽亞、彌迦、耶利米等為先知典範。基督教歷史也有先建制教會走一步的先知先覺之士。近代有馬丁路德‧金博士、杜圖大主教等為民權運動的勇士。凡是先知，都能在縱橫交錯的世事中洞察上主的旨意，而有道德勇氣及非凡毅力去呼喚世人及教徒去履行更高的使命，哪怕屬世勢力的阻擋、建制教會的反動力。

　　胡志偉說得對，今日華人教會的深層文化結構抑制了先知的職事。筆者在此加多幾句，香港教會受困於兩種　迷，以致難以發揮先知的功能。

　　第一種執迷是神學理念之混沌不清。對於甚麼「政教分離」、「順服掌權者」、「兩個國度」、「屬該撒的歸該撒」、「社會福音」等等理念既一知半解，又不懂得如何在當下時代演繹。真正的先知可不會受制於樣版式的教義。哪裡有不公義，就要嚴正指明；哪裡有人受逼害，就要挺身而出護衛弱小者；哪裡有可改善之處，就要極力推進。

　　第二種執迷是教會結構造成的掣肘。組織龐大的教會總要顧全複雜的大局，領導者就有諸多顧慮，惟恐差池踏錯。以堂會為本位的教會視傳道人為雇工，長執為雇主，雇工難以不受雇主的牽制，尤其是關乎有爭議性的公共事務。

　　然而有例外。陳日君是組織龐大的天主教的主教，他對國家安全法的事件有很大的保留，而他對自由、民主有鮮明的信念，他多次理直氣壯地公開表明他的立場，無需顧忌教內人士（少數）的猶疑和教外人士的非議，只要他認為他是忠於基督的訓示。朱耀明是浸信會（以堂會為本位）的牧師，他不遺餘力地投入民生運動，因為他認為這是合乎上帝的旨意的道路，看來他得到他的長執和同僚的支持。

　　若不是建制教會或大宗派教會，有些基督教團體如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及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可能容許負責人（如胡志偉總幹事、蘇成溢總幹事）較大的空間去處理公共事務（如反賭波合法化、促請政府擱置國家安全法等）。

　　其實不一定是領袖、名牧才可扮演先知的角式。平信徒在他們的工作崗位上比牧師更能直接地發揮先知的功能。基督徒新聞從業員、教師、社會工作者、律師及其他專業人士是前線工作者，可能，扮演著有力的個別及集體先知角式。

　　老實說，「七一」、「七九」、「七一三」幾次大集會數十萬市民，其中不少是基督徒，強而有力地表達民眾的力量，甚至喚起或加強教會領袖們、牧者們先知職事的意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