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一本新聞書籍看到一個論點,給我印象很深。作者說,新聞與文學的其中一個不同,是記者要甘心不在文章表現自己,讓事件本身來當主角,任由讀者忘記記者的存在和功勞。具體來說,是甘於按下自己的看法、情感,不明裡或暗裡在文中表達,不堆砌辭藻以表現自己的文采。
當下立即自問,自己做不做得到「甘於隱形」?
把這個論點再加以發揮:在政治場上,有多少人是「甘於隱形」,真正讓人民做主角?
曾經目睹有人雄心勃勃,一心當政治強人,要由「我」領導香港走一條「正」路,甚至「自以為是」地以為自己知道香港人想要甚麼。特首董建華在九七年七月一日就職時宣布的每年建屋「八萬五」目標,在我看來,是個典型例子。問題關鍵不在「八萬五」是否正確,而在於他尚未上任︱在仍未掌握公共行政鑰匙情況下,又未經社會討論,他憑甚麼急急決定香港政策的優先次序,以至具體政策目標?
喜見近來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興起了另一種文化:政策是要承載人民的期望,而不是由一、兩個人來決定的。所以在近期多項重要政策上,例如教育和醫療改革上,政府都鼓勵市民參與討論,希望社會透過討論達致共識,政府才具體制定政策(希望最後不會證明是假諮詢)。這正是一個成熟社會應有的做事方式,可惜這種文化不算普及。
我認為,前後兩種文化,與主事人的心態有很大關係。
陳耀南博士曾在見證中比較中西政治文化:西方社會每個人頭上都有上帝,人在世上地位再高也不過是個託管者;中國皇帝則是至高無上的「天子」,不可能不權力中毒,而人民亦慣於依賴統治者的德政,只會期望包公的出現,焉知包公不過是建制裡的一個官員,能夠得到官職,無可避免有其利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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