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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與開荒:崇基學院的開基故事(下)


第3245 期(2026 年 11 月 1 日)

◎ 香港基督教教育歷史探微 ◎ 黃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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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續前文,崇基創校先賢勇挑重擔,承傳使命。本篇以早年師生之間在課內、課外的互動,述說發人深思及激勵人心的開基故事。

顯性課程:「人生哲學」

  創校之初,崇基設立「人生哲學」為必修科目,策畫人是何明華會督(Bishop R. O. Hall)。首年安排,學生分成4組,由4位導師負責:衞理公會安德生博士(Dr. S. R. Anderson)、聖公會李應標牧師及張綠薌牧師,以及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幹事布克禮(Harry A. Brunger)。(註1)何會督亦會經常到校負責主題演講。這個課程引導學生從中國與西方哲學、科學、歷史及宗教等不同角度探討人性及人生意義等問題。

  《崇基校刊》第2期刊登了詹肇凱同學的修課心得。他是第一屆的學生,導師是安德生博士。我們可以從中了解,老師在教學設計上採取開放式思維,按學生的步伐和角度共同探索人生。詹同學談及上課及功課的安排:「他的教授法是主張各人思想自由的發揮。在課堂上他從來不把他所講授的寫在黑板上,他要我們集中我們的注意力來聽講。我們可以自由選擇他所講授的而自己認為重要的摘錄下來。差不多每星期我們都交一次筆記報告。他是不喜歡我們的筆記是照他所講的一一抄錄下來,他更是注意我們對他所講授的所引起各人不同反應的思想⋯⋯」

  這樣的熏陶下,詹肇凱領悟到:「每個人都是一個哲學家,因為每個人都會感到有同樣問題的發生,例如:人是甚麼?人生是甚麼?我是從哪裏來的?將要到哪裏去?哲學似乎是很深奧的,但是有時連小孩子也會提起這些問題來。」

  從課程所得,詹肇凱歸納出三大主流:注重知識的哲學派、注重物質的哲學派、懷疑哲學派。他對於中國文化中對宗教之尋索,以及其個人安身立命的追求,亦有所反思:「中國的哲學也是在尋求天道,所有的哲學家都可以說是尋求天道,但是他們只能得到道的一部分,只能解答生命的一部分⋯⋯本學期我們已開始研究耶穌的生平、事蹟,以及他的教訓。安德生教授他不以傳道式的方法來對我們說教,他也引導我們研究,思想基督耶穌的人生觀,這不但是引起了我們的興趣,尤其是在這動亂不安的二十世紀,一切思想、學說、主義,是那麼複雜,要建立一個正確的人生觀,正是我們所需要的。」(註2)

隱性課程:學生「開荒」去

  1950年代,不少在崇基學院就讀的是「流亡」學生(這是當時校內文件常用的形容詞,意指他們是南來的難民),缺乏家庭或其他社會資源。有見及此,校董會成員華連博士(Dr. E. E. Walline)和校牧芮陶菴博士(Dr. Andrew T. Roy)尋找協助學生的方案。華連是美國長老會駐港辦事處主任,芮陶菴是同屬美國長老會的傳教士。他們倚仗其差會的聯繫,凝聚海外組織及教會的支持,為學生提供獎學金及不同形式的贊助計畫,其中例子如美國長老會跟「教會世界服務社」(Church World Service)合作成立「學生工讀計畫」,背後參與的更有:加拿大聯合教會、美國福音聯合弟兄會、英國牛津救濟委員會、基督教青年會,以及本地與海外友人的個人捐助。

  為了惠澤更多南來「流亡」學生,後來把規模擴充至包括香港其他專上院校。此計畫的受助學生需在學業成績方面保持良好水平。「學生工讀計畫」的核心原則是「以工代賑」,即:付出勞動以獲得經濟援助,且學生所從事的工作必須對社會與社區有所貢獻,以此維護尊嚴、培養自立精神。學生每週工作約 10 小時,每月可獲得 80 港元的報酬,並享有部分地區的交通津貼。(註3)

  當時,「學生工讀計畫」有30多個項目,其性質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社會實況調查:學生進行科學化的社區調查,負責收集大專院校及學生的生活數據,協助精準制定後續援助計畫。

  第二、社會與教育服務。開辦夜校:為居住在徙置區,無法接受正規教育的貧困兒童開設免費或半免費的夜校。崇基學生基督徒團契在「西院校舍」(即:聖約翰座堂副堂、聖保羅男女中學、堅道147號)及「東院校舍」(即:聖公會霍約瑟紀念堂)創立以夜校形式的「崇基義校」,提供完整六個年級的小學課程。社區建設:營運兒童俱樂部、兒童中心、主日學,並為工會組織教育班。行政與社福機構支援:在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香港難民調查團」、家庭計劃指導會等非營利組織擔任祕書,或在青年福利中心及感化機構提供服務。

  第三、建設安置難民的荒島—「晨曦島」(Sunshine Island):1953年,英國人鮑健士(Gus Borgeest)是基督教貴格會(Quakers)成員,向政府租用毗鄰喜靈洲的周公島,興建收容難民的設備。(註4)參與是項「學生工讀計畫」的同學需挖掘蓄水池、修築道路與小徑、清理荒地等,並開鑿一個長150 呎、寬 40 呎的魚塘。他們在黏泥中挖掘、睡在木板上、生火煮食、割草作燃料,過程極其艱苦。某天,這羣學生要求利用下午,探訪喜靈洲痲瘋病院。在聽取病院教職員的介紹,並親眼目睹痲瘋病患的處境與治療過程後,他們深受感動,當場募集了一筆為數可觀的款項,贈予痲瘋病院。(註5)

  這三項工讀計畫,就是在1950年代香港貧乏拮据的社會背景下,不僅緩解了南來難民學生的溫飽與學費問題,又透過社會服務與體力勞動,提升這批高等教育人才的學識、技能、眼界和心胸。同時,使同學腳踏實地的貼近大眾,與基層社區緊密連結。從教育學的角度,這些「工讀計畫」實質上是「隱性課程」(Hidden Curriculum),培育學生可以在教室以外的學習和成長。

  尤其令人動容的是,在當時痲瘋病仍被高度污名化的文化背景下,該批探訪喜靈洲醫院的學生,主動了解醫療宣教士如何醫療和護理痲瘋病人。這所醫院於1954年1月正式啟用。背後推手是以英國為基地的國際麻瘋會(The Leprosy Mission),在香港的主要的執行人為英國長老會傳教士裴義禮醫生(Dr. Neil D. Fraser) 和美國信義會傳教士施欽仁醫生(Dr. O. K. Skinsnes)。學生自發地捐獻支持,並非因為有餘,而是出於極深的人道關懷,展現出基督教的博愛精神。

小結

  崇基學院的創立,肩負起延續國內13所基督教大學辦學精神的歷史使命。崇基不僅為南來學子與本地青年提供學術深造機會,更秉持基督教教育倡議的「全人教育」理念,注重品格與社會服務的培育。縱然學院資源匱乏,卻是名師薈萃,共同致力於教學育人。學生在艱難險阻中展現「開荒」精神,透過工讀計畫,不僅解決他們自身經濟困境,更積極參與社會服務,踐行「作在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之吩咐。

  今天重溫崇基的開基歷程,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為香港高等教育奠下基石。誠願秉承這份「崇奉基督」的精神,繼往開來,砥礪前行。


(註1) 《崇基校刊》1期(1951年12月),頁7。
(註2) 詹肇凱〈我從安德生教授獲得了人生哲學的概念〉《崇基校刊》2期(1952年5月),頁2-3。
(註3) Andrew T. Roy, Risk and Hope: The Hong Kong Story. (New York: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1956), p. 30.
(註4) 因為這項工作的貢獻,鮑健士於1961年獲「拉蒙·麥格塞塞獎」(Ramon Magsaysay Award),肯定「他所建立的難民安置與重建模式,增強了難民的自尊心及生產能力」。來源:https://rmaward.asia/rmawardees/borgeest-gus/
(註5) Roy, Risk and Hope, p.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