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以來香港教會學校的聖經課程

如何教好聖經科？

　　要追溯六十年代的學生對學校聖經科有何想法，這並不容易。近日，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的自傳《崢嶸歲月》，有一個細節：「聖經是必修科，而且要考試。讀《聖經》我頗有興趣，特別是讀到耶穌的事跡，和他跟法利賽人周旋的故事。」他又說：「我在學校裏接受的宗教教育和參加的宗教活動，對我的成長有很正面的作用。」十年前，他提及：「升上中一後，校長是G. L. Speak史壁琦牧師，我最愛上他的聖經堂，他一口字正腔圓的英語聽得我入迷。It's a pleasure listening to him.」史牧師頗有來頭，是劍橋大學數學和神學雙主修的畢業生；也是聖公會牧師，主理任英國韋克菲爾德（Wakefield）聖保羅教堂。1954年，何明華（R. O. Hall）會督得悉他有宣教心志，力邀他來港擔任聖保羅書院的數學及聖經科老師。1959至1967年，他是書院的校長。

　　如何引起學生的興趣學習《聖經》？老師始終都是重要的因素。一些學校由校長和熱心的基督徒老師任教，歷來亦有一些學校邀請牧師來任教。在五、六十年代，更常見的是聘請神學院畢業生任教，但他們的學歷未獲政府承認，不少以兼職身分任教，難以融入校園。（註1）有見及此，周李玉珍（丈夫是周天和牧師）於1967年在《基督教週報》刊出的四篇長文，討論應如何裝備神學生成為良好的《聖經》老師。

　　其一、《聖經》老師要有信仰召命。老師要掌握好宗教教育理念，並持續地在知識與靈命上成長，成為學生榜樣。要用愛心、理解陪伴學生，使學生對老師產生「敬愛」而非「敬畏」的態度。此外，老師要爭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具備適合的學歷。（註2）

　　其二、《聖經》老師固然要幫助學生打好知識基礎，更要以身作則為基督作見證。許多時候，大眾只看會考合格率來評價老師，導致教學淪為死記硬背的灌輸。老師應該採用啟發式教學，研習《聖經》之餘，更要引領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接受《聖經》真理的指引，並將《聖經》教育與其他學科及生活緊密連結，讓信仰真正落實在學生的生命裏。（註3）

　　其三、《聖經》老師應根據初中與高中學生的身心特徵進行教學，具備同理心與心理洞察力，因材施教，讓信仰成為青少年成長的實際力量。（註4）要點陳述如下表：

　　其四、《聖經》老師的身教與見證比教會的佈道會更有效。老師應進行個別學生的栽培，並輔導他們面對社交、家庭與信仰難題。協助學生組織團契，培養他們的事奉能力。同時，與家長建立良好連結，全方位守護學生的成長。（註5）

宗教教育邁向專業化

　　七十年代，政府先後推行六年及九年強迫教育；中學的數目從1974年的351所增加到1978年的434所。（註6）很多新開辦學校是接受政府資助成立的，按照「資助則例」管理學校及聘請老師。宗教教育的一些關鍵「軟件」亦逐步到位。當學界不同學科組織起各自的學會時，「宗教教育協會」亦於1974年成立。（註7）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於1976年設立宗教科的「學位教師教育深造文憑」，宗教系的吳梓明博士從1985年起推動本地中小學宗教教育發展。建立了的共識是，宗教教育「幫助學生認識和了解人生信仰的課題，進而幫助他們建立健康及積極的人生觀。」（註8）及後，教育當局認可宗教科主任的資格，並可列為升職的考慮條件，「一掃以往視宗教科為『閒科』，宗教科老師無晉升機會的錯誤觀念。」（註9）

宗教教育課程新里程

　　踏入八十年代，本地基督教學術的領軍人物關注基督徒在社會轉型中的責任，如：沈宣仁博士強調的「入世關懷」、（註10）余達心博士帶領出版《信念書》等。（註11）另一方面，教育當局有意拓展道德與公民教育的發展。因此，宗教教育的重點不應再僅限於解釋宗教的義理，而是更明確地涵蓋日常生活相關的議題。1982年起，中學會考課程加入「個人及社會問題」的選修部分，至2000年改為必修。2012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設立「倫理與宗教科」，其課程理念除了既有的範圍，亦包含倫理學的視角，探討道德原則的構成以及綜合宗教知識與倫理思維的運用。（註12）

小結

　　過去三星期，我們以制度的發展為框架，略述聖經科在本地教會學校中的發展。補充一點，很多學校歷來都設「宗教組」，與聖經科合作推動校園事工，貢獻基督教教育的重要元素。因篇幅所限，聖經科的歷史還有很多精彩的內容有待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