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與基督教

第 2459 期（2011 年 10 月 9 日）
◎　教會之聲　◎　邢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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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繼續努力，以求貫徹??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臥病床上的孫中山知道自己在世日子無多，留下上述遺訓。十多天後，便溘然離世。這時，他創建的中華民國仍陷於分崩離析的局面，建立統一政權遙遙無期，更遑論建設民主中國。回想民國肇始時的夢想，仍然無法圓現；而一眾革命同志，目睹革命先行者壯志未酬，無不慨然長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訓，既道出孫先生的未竟之志，也在在激勵著艱苦中仍堅持不屈的革命同志。

　　孫中山臨終前一天，又對其身邊親友說：「我是基督徒。我信上帝。我與罪惡戰。我追隨上帝。」這段臨終告白，讓我們看見，原來在轟轟烈烈的革命事業背後，孫中山沒有忘記自己的人生目標（追隨上帝）及信仰認同（基督徒），並且始終敏感到罪惡的實存性。

　　孫中山的遺訓及告白，一方面反映出革命家對理想的堅持，另方面又展現基督徒的終極關懷。兩者都是探究孫中山思想與行動時不可忽視的元素。長久以來，華人教會傾向從因果關係來詮釋兩者，突顯基督教信仰對孫中山的革命理論及事業的重大影響；進而將基督教詮釋成孫文主義產生的唯一條件，有意或無意地淡化了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因素的角色。

　　如果我們嘗試揚棄這種過度詮釋，可從較人性的角度來重新思考孫中山與基督教的關係。當他臨終時說：「我是基督徒??我與罪惡戰」時，既反映出他在實踐革命時，感受到制度性罪惡的制約，也同時是他對人性軟弱與敗壞的深刻體認。正如他在一九二三年對全國基督教青年會演說時所言：「我們要人類進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要人類有高尚人格，就在減少獸性，增多人性。沒有獸性，自然不至於作惡。完全是人性，自然道德高尚。道德既高尚，所做的事情當然是向軌道而行，日日求進步」。在追求制度完善的當下，孫中山並沒有忽略個體完善的關懷，相信這也是他經歷辛亥革命後中國亂局的切身體會。往後的中國歷史充分證明：以革命領袖自居者如何用自己頭上的（革命、道德、正義）光環來踐踏人性、自由、人權，在在揭露出人性陰暗面的本相。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一百年前的武昌起義，雖然成功推翻滿清，建立了亞洲首個共和國，但建設民主中國的理想，在孫中山離世時仍未確立，甚至可以說，在一百年後的今天，仍然十分遙遠。既為基督徒，一方面，我們仍要致力追求民主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另方面，我們也當對人性中的罪惡有更大的警覺，知道人性的自我中心與罪惡傾向，仍會以不同形式存在。制度的改造與心靈的重生，從來是互為影響、不可分割的。

　　基督教肯定上帝賦予人的價值，同樣沒有忘記人的罪性。正如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所言：「人行正義的本能使得民主成為可能，人行不義的本能使得民主成為必要」。這種「可能」與「必要」之間的矛盾，正如基督徒在地上踐行天國時，所面對「既濟」與「未濟」的張力一樣。明乎此，我們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訓，當可有更深的體會。

　　邢福增（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