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已成為社會常常拿出來被批評的對象。然而,大學生的質素是否如此惡劣?我並不完全認同,因為我仍接觸到很多有質素和有抱負的大學生。因此,國權兄將數位大學生的行為一般化,對其餘大學生並不公道。難道三十年前的大學生並不會有類似的荒唐行為嗎?再者,以此說明「主回來日子近了」更令人吃驚。吃驚不是主回來,而是這種誇張的聯想。
說回來,我不是支持不需指責大學生的越軌行為,但他們也同樣是當下制度的受害者。惟有認同他們是受害者時,我們才會反問自己的責任。當然,「受害者」絕不是一個不需負責任的擋箭牌。當他們負自己責任時,我們也要負自己的責任。我們的責任是:
我們容許大學教育成為工廠式教育。為了爭取排名和更大的資源,大學的老師放在同學的時間上相對地少了,因為將時間和精力放在研究比在同學身上更具回報。再者,大學看重研究勝於教學。
我們沒有改變當下經濟情況的能力,而經濟環境轉差令同學變得比以前更功利。相對於廿年前,大學畢業就是一種地位,前途無限。一個沒有需要過分擔心將來的大學生當可以在求學期間多談人生大道理,但對當下大學生來說,這可能是一種奢侈和不切實際。看不見將來更進一步令大學生變得消沈。
我們失去批判對當下社會的論述,就是一個以經濟掛帥的城市。雖然香港還未到笑貧不笑娼的階段,但整體社會都是向錢看,以自己利益為重。大學中的學生豈能不受影響嗎?
我相信教育可令人改變,甚至反挑戰當下社會論述的荒謬,但教育始終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因此,在批評大學生之餘,我們也要批評當下的社會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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