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天,「啟蒙」兩個字在香港得到廣泛報道。
十七至十八世紀歐洲有所謂「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與「宗教改革」和「工業革命」並駕齊驅,奠下了整個西方文明大飛躍的基礎。自此歐洲人擺脫了中世紀神權主義的枷鎖,崇尚人權、理性、科學和民主。
我們中國也曾有所謂「啟蒙」的經驗。唸高中時有幸拜讀蔣夢麟先生寫的《西潮》,說的就是中國自一八四二年到一九四一年「被啟蒙」的掙扎歷程。雖是短短的一百年,中國經歷了千古未有之變革。就政治形勢而言,清朝代表中華帝國的傳統,原本幅員廣大,更是越南、緬甸、高麗的宗主國,結果竟至淪落為列強瓜分的魚肉。而就文化和思想而論,國人在這百年間搜索枯腸,苦思出路。從早期的追問「如何拯救國家免受列強的瓜分?」以至後期的「如何使國家順利步上現代化的坦途?」這都是一種「啟蒙」。
蔣夢麟先生是一位教育學者,他在倡導民主制度和科學理性的同時,十分重視教育的更新和變革。首先,因他曾接受完整的西學訓練,故嚮往古希臘「美麗、健康和智慧三位一體而不可分割的」想法。蔣氏曾創辦《新教育》月刊,以「養成健全之個人,創造進化的社會」為宗旨。其次,他更為個人的心靈質素尋出路,他說:「理想、希望和意志,可說是決定一生榮枯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啟發一個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單單強調學生的興趣,那是捨本逐末的辦法。」
《西潮》一書出版於民國四十八年,轉瞬又差不多一個甲子。「啟蒙」這兩個字今天突然在中國人的社會被提起,難免令人唏噓。中國大陸無疑已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國人到世界各地旅遊消費,豪情更令人為之側目,但六十年前蔣夢麟先生提到的健全國民質素,卻似乎更加遙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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