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疑惑

第 2301 期（2008 年 9 月 28 日）
◎　與大師對話　◎　許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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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點非常重要。『民主』這個詞，是從希臘文字『人民的統治』直接挪用過來的，然後它卻將我們帶離那核心的問題。因為民主的要點乃在於避免獨裁，或者，換句話說，避免不自由，避免一種不是以法律為依歸的統治模式。那正是問題的所在。而早在古代，希臘人已經知道民主的意思並不是由人民來統治，而只是要避免獨裁的危險。那正是大概有八十年之久，他們引入流放的做法的原因。他們恐怕一個受歡迎的暴君或獨裁者，一個民粹主義者─用我們今日的說法─會讓自己大受歡迎，壓倒性地被大多數推入權力之中。而流放的作用，正是要確定任何太過受歡迎的人都要被送到國外。他並不是被視為一個罪犯：他並沒有因為做任何壞事而被定罪。那只不過是一種措施，以防止有些人在國內太受歡迎。倘若你讀過伯利克理（Pericles，雅典最有名的政治家）在修西狄第（Thucydides，希臘最偉大的史學家）著名的喪禮演詞，你就會察覺到那正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邱吉爾有一次亦曾經說過，民主是最糟糕的管治形式─除了所有其他更為糟糕的形式之外。民主並沒有甚麼特別過人之處；如果說它有甚麼好的東西，那必定是從民主以外而來。民主是避免暴政的一種手段─就是那樣。當然，在民主裡面，每個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在被證明犯罪之前，沒有一個人是罪犯，諸如此類。這一切原則都是法治的一部分，以致民主可以說是維護法治的一種途徑。不過，大多數永遠是對的卻不是民主的一個原則；大多數也可以犯上最嚴重的錯誤；它甚至可以選票引入暴政，而這種情況屢見不鮮。在奧地利，舉例來說（希特拉在德國並不是透過大多數而取得政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在關鍵的時刻投票支持他。」─ Karl Popper, “Lesson of This Century”, pp.43~44

—Jose Ortega'y Gasset,　 “History as a System”, pp.103~107

　　波普憶述自己早年曾受共產主義的影響，並活躍於奧地利共產黨。一九一八年發生的一件事，卻徹底改變了他的觀點：在一場共產黨發起的暴亂中，警察開槍鎮壓，射殺了好些滋事者，其中有幾個是波普的朋友。後來當波普將這件事告訴黨領導的時候，他們卻表示在邁向無可避免的工人革命的過程中，這樣的生命犧牲是必須的。波普不以為然，並開始反省怎樣的思維方式會容許達至這樣的結論。他後來的結論是這樣的推論實在不可思議，並開始了他後來對歷史主義的批判。其論點見諸於《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以及《歷史主義的貧乏》。

　　其實共產主義亦不是那麼不可思議，起碼在理論上，它曾經是萬千有理想的青年的價值和夢想，包括年輕時的波普。只是那麼純潔和理想的烏托邦，又怎麼敵得過人性的軟弱？正如歐威爾在他的《動物農莊》所揭示，在「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人民都只不過是讓政權合法化的手段和工具；在人人平等的無產階級大家庭裡，總得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加平等。畢竟在人人平等、個個都有同等發言權的前提下，「喂，你是老幾？為甚麼我要聽你？」

　　波普指出，民主只是透過法治避免暴政的一種手段，此外它就再沒有任何過人之處。可是，當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將民主視為一個自足的終極目標，得時與不得時都必須以當時最新的民意為依歸，那麼這個理想就反而可能為獨裁政治鋪路。因為基於階級利益的分歧—主要還是人人都覺得自身的利益是不容妥協的天賦權利—實際上根本不可能達至各方滿意的共識；而「理想」的方案在現實中既然不可能，機會主義者就有相當大的解釋和調動的空間了。

　　另外，「大多數永遠是對的」亦不是民主的一個原則。菁英主義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並不使平頭主義成為真理。數量與真理之間並沒有任何邏輯上的關連。「大多數也可以犯上最嚴重的錯誤」。讓不懂的人跟學者專家有同等的發言權，讓不尊重法律的人去質詢憲制與人權，這將變成一個怎樣的世界？

　　民主是為了法治，而法治是保護社會最後的一個堡壘。我們需要自由去防止國家濫用她的權力，我們亦需要國家去防止自由被濫用。而這明顯地不是抽象的法律條文可以解決。我們必須接受這或許是永遠無法徹底解決的問題，或者更正確地說，只有獨裁政治以其絕對的國家機器方可完全解決這個問題；這是我們從道德的角度所不能接受的。在現實的世界，我們就只能接受權宜的方案與互諒互讓的妥協，明白到民主畢竟不是一切，而自由亦有它的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