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時並不懂得欣賞父親的工作,覺得不像人家當白領的父親那樣神氣,又不及人家從事教育工作的又有意義又高尚。那是個鄙視勞動的年代,我也中了「萬般皆下品」的毒。
所以,提起父親的工作,便總覺得有點慚愧。
等到長大成人,才知道若不是父親有這樣專門的手藝,我們的生活哪能如此安定。
五六十年代,是許多人家在木屋區的年代,我們的家也窮,卻可享用絕不簡陋的家具——睡有床、寫有桌。能享有這樣的生活質素,如今想來,實在全是恩典。
那時候,家裡不論是雙層的「碌架床」,是儲物掛衣的大櫃,是縫衣車的桌面,是孩子坐的座椅,只要能用木製,全出自父親的手。他的手工十分精巧,款式在當時來說也頗新穎,而且極其耐用,閒閒地可用十年二十年,而所用材料,通常是不知哪兒來的碎木料,不但合乎環保原則,並且富創意。如果父親有機會多讀點書,應該是個出色的室內設計或家具設計專才。
移民加國那幾年,更體會父親的手藝是多麼有用。在外國,勞動力很值錢,要請人裝修維修都非常昂貴,於是人人自己動手,許多西人,即使是專業人士,工餘最大消遣便是在家裡錘錘敲敲。我常想,如果父親生活在加國,一定如魚得水。
父親至大嗜好是工作,即使到了晚年,還是不吃閒飯,我們姊弟中誰一開口說要安個甚麼架,他便不聲不響地做好送來。病發前,父親知道我想要個信箱,二話沒說,給我做了個手工一流的大信箱,雖然大得可以用來做奉獻箱,但卻是他留給我的最後禮物,包含了父親對兒女無限的慈愛,還有他值得引以為榮,養了家、活了兒的永恆手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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