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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 / xv /影響中港兩地社會、文化之現代化，意義尤其重大。8本書為四人立傳，藉此透露基督教對近代中國的貢獻。及至1949年內戰後，國內歐美五宗傳教士及其資源，相繼南移香港。與本地七大公會，實行「中西合作」，發展香港的教會事業，開設新堂址、辦學、建醫院、設出版社、成立福利機構等。促成戰後香港教會蓬勃發展，進而由七大公會演變成今之六大宗派，此即（1）浸信會；（2）倫敦傳道會與美部會合一而成中華基督教會；（3）聖公會；（4）國內美以美會（美國衞理公會）南下與循道公會合一而成循道衞理公會；（5）巴色會演變而成崇真會；（6）巴冕會則成禮賢會。與此同時，六大宗派以外之歐美傳教士及華人教牧信徒亦基於宣教動機；或自行來港；或因國內戰亂而來，相繼創辦新教會。前者先後創設五旬節會、聖潔會、播道會、宣道會、路德會、信義會、美北浸信會、協同會等新宗派教會。後者則開設方言教會如潮人生命堂、閩南堂、海南堂等；獨立教會如中國佈道會、靈糧堂、中華傳道會、協基會、中華完備救恩會及本土教會如平安福音堂等，香港基督教由是進入新階段。9隨着戰後難民之增多；香港本土新一代之成長；香港社會之資本主義化；以至香港回歸，面對「一國兩制」等之重大轉變。香港教會均需面對此等挑戰與適應，其時六大宗派與新生教會，相繼投身港、九、新界之福音普傳，故教堂、教會如雨後春筍萌生，而「普濟眾生」之教育、醫療、出版及慈惠之教會事業，亦紛紛建立。服務社會各種功能的福音機構亦遍佈本港，均以基督精神，同為香港社會的發展肩負責任，8 李志剛：〈馬禮遜紀念學校的創立經過及影響〉，《香港基督教會史研究》（香港：道聲出版社，1987），頁51-66；Carl Smith,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and the Moulding of Its Students,”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3-33；李金強：〈西學搖籃 —清季香港雙語精英的誕生〉，黃愛平、黃興濤編：《西學與清代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694-699。9 邢福增：《香港基督教史研究導論》，頁44-51、87-101、110-122；李金強、劉義章編：《聲教廣披 —基督教與華南方言族群》（香港：建道神學院，2016），頁v-vi；彭淑敏：《香港漁民教會》（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23），頁12-107。聖潔會、中華完備救恩會等關注漁民福音，促成香港漁民教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