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園生活

　　1955年，維園首批設施啟用，包括六個足球場及一個兒童遊樂場。1957年，公園全面落成，同時更設有全港第一個公眾游泳池。港英政府當年為何計畫興建維園？而這個公園，又是依循怎樣的城市想像與管治理念來設計的呢？

　　戰後，大量中國人口移入香港。同時，各地亦相繼出現後殖民獨立運動。在這樣背景下，港英政府不得不關注華人社羣生活狀況。策略之一是改善民生，以減低市民的不滿，而維園正扮演這角色。一方面，在擠迫、簡陋和欠衛生的居住環境（當時維園對面的大坑蓮花宮一帶是木屋區），維園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公共空間，讓市民可以有休憩地方，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紓緩對政府的潛在不滿，並減少人際之間的磨擦。另一方面，市民在使用公共設施時，也學習遵守秩序和培養公德心。興建維園的動機是政治考慮，也是對市民福祉的關心，兩者可並存。雖是如此，但港英政府在興建維園時，仍受其西方意識主導。第一，維園是按西方思維設計，沒有像今日的荔枝角公園有中國文化元素。第二，1960年增設的模型船池顯得相當「離地」，因為當時大部分華人家庭並無經濟能力購買這類玩具。第三，公園間中舉辦的音樂表演主要是西方音樂，並非針對華人市民的娛樂需要。第四，1955年曾訂立維園的八項規則中，包括禁止攜帶苦力包（註）的人進入，而苦力包正是華人勞動階層工作與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禁止未按照適當標準穿著者進入，而此所謂的適當標準，是以歐洲的服飾規範為準。由此可見，維園雖然是公共空間，但其設計理念、設施配置和規範制度皆以西方標準為主。雖是如此，但市民仍樂在其中。1960年代的年宵市場和新年花展、1970年的卡力丁小型賽車比賽等活動都吸引很多市民。

　　索亞（Edward Soja）指出，公園的形成並非一次性的設計行為，而是一個不斷往返於理念與現實之間的過程。規畫者首先進入物理空間進行觀察，透過小組討論形成設計概念與規畫圖，繼而回到實際空間進行實測，再次討論與修正；在此過程中，建造者亦逐步參與其中。經過多次反覆的來回協商，公園才得以構建完成。這一過程中的感知與構想，同時也涵蓋語言與符號系統。然而，公園一旦被使用者於日常使用，其意義便不再僅由原初的設計者所主導。使用者往往會透過實踐行動對既有規畫作出回應，甚至抵抗，從而在空間中產生持續的「生產中的再生產」。設計者從沒有想過1968年的爭取中文作為官方語文、1971 年 「保衛釣魚台 七七示威」也在維園集會。

　　（註）當時體力勞動者（苦力）用來搬運貨物或個人雜物的布包、麻袋或大行李包。這類包通常體積龐大、外觀骯髒或容易導致雜物散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