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一個有趣的四人家庭。爸爸曾當廚,現轉為全職家庭主夫,媽媽則任市場行政,大哥準備升中,細妹就讀初小。一次晚飯,女兒弄翻餐碟,飯餸毫不留情撲向連身裙。好爸即時幽默回應:「喔,原來囡囡穿的是圍裙!」飯後,他拎出一封英文信,自豪地說:「拔萃寄給大哥的升中面試信!」
女主外、男主內,一家依然樂融融。現實一點,後工業社會對體力勞動的需求銳減,男生不再吃香。另一邊廂,女生升讀大學比率已逾男生,求職前景更為樂觀。「家庭主夫」似乎有客觀條件支持。
可是,逆轉性別分工也不理想。更好的境界該是交替,你幹幹這、我幹幹那,久不久就換位。合作社是個範例,女工們上至買辦入貨、室內設計,下至當更銷售、收銀找贖,同工均會輪流角色。想一想,有趣的與枯燥的工作一一共享,人的所長會否更加全面發展?
我想說的,是「貢獻公義」(contributive justice)的問題。無意貶低基層工,所謂「手板眼見功夫」不少都大有學問,但無可否認,職業的挑戰性確有階級之別。找到一份好工,我們便頭戴光環,耳畔迎來掌聲。所以職業分工除了影響人們怎樣看我們、我們怎樣看自己,還會深入骨髓,左右我們成為一個怎樣的人。《三字經》一句「性相近,習相遠」,細嚼英譯甚具啟發:「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is similar, but their habits make them different.」清潔工人就算獲得最低工資,受到分配公義(distributive justice)保護,仍會滯留一個相對枯燥的處境,難以實踐自我。職業無分貴賤,恐怕只說對了一半,畢竟所作陶造所是,優質職業自然優化人生。
我們或會非議,十隻手指不是各有長短?分工有其道理,如果劏狗的也可撿起手術刀,社會只會多了個蒙古大夫。然而,現代經濟學之父Adam Smith以下一番話又暗藏玄機:
「人與人之間才能上的差別,事實上比我們所感覺的要小得多。人們壯年時在不同職業上表現出色的不同才幹,在多數情況下,與其說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說是分工的結果。就算兩個最風馬牛不及的職業,譬如哲學家與搬運工人,兩者之間似乎並不反映天賦上的差異,更多是由於教育及習慣使然。」
哲學家與苦力,假如反映的不是天賦才能而是分工後的結果,那麼貢獻公義便成一門重要課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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