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古典英雄

第 1956 期（2002 年 2 月 17 日）
◎　文林　◎　周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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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中華的熱血兒女在張學良先生的年代，讀到中國近百年的歷史，想到國事都會氣憤填膺的。自從鴉片戰爭以後為五口通商，割讓香港，鉅額賠款；以後滿清政府接一連二的跟外國簽訂辱國條約，使國家日益衰弱。其間中日的甲午戰爭，馬關條約直接影響了東北，使整個東三省籠罩在日本帝國主義、蹂躪的範圍之中。

　　假如這一切對普通青年已經是難以忍受的悲忿，對一個生長在東北，天天看到日本「皇軍」的孩童，自小更有不可磨滅的印象。又何況這一個孩子是生在張作霖先生家中的長子。從童年一直到青年，他是他的父親經常與日本人折衝和軍事的培養中長大的孩子。他的青年時期正是袁世凱簽訂廿一條辱國條約的時候，加倍了對他衝擊的力量。只要看到最後「老帥」在皇姑屯為日人炸死的慘案，就知道老人家對日本的心態。他就是在這種環境中長大的。

　　張學良沒有一般人的所謂成長中的青春期，十九歲進入了東三省的講武堂，二十歲就當了少將旅長。人人都會羨慕他有一個好父親，能夠少年得志，以弱冠之年就能躋身於高級將領之列，呼風喚雨。在二十八歲時（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因老帥的犧牲，他成為少帥，在東北「繼承天下」。同年年底東北易幟，升起了國旗，象徵了全國的統一。後來在中原大戰（一九三○年）後半期，他接受副司令職，直接影響了該一戰役的勝利。翌年正式成立陸海空軍副司令部於北平，統管八省三市的軍政大局，正是不可一世。下一年（一九三一年）的九月十八日，日軍進入瀋陽。這是他一生之痛，又成為所謂「不抵抗將軍」。這些只能留待歷史家去研究作定論了。

　　在這一段時期，各家對他的評論不一，有人認為他仍是地方軍閥，有人批評他的私人生活，包括他的浪漫與吸毒經歷。在這段期間，國恨、家仇、青年的抱負交織在一起。他的發奮圖強，在軍政的改革上是在東北的歷史上無與倫比的。他的訓練軍隊，購置新式武器，甚至設立兵工廠，成立空軍，連他自己都能賀駛飛機等等。一方面又辦大學，尤其他自己沒有讀過大學，對辦學的信念更甚。這些都是在東北資源豐富的條件和他的壯志下一一完成的。他有許多朋友，特別在晚年時候，他還跟我不斷提到的是瀋陽青年會的總幹事和南開大學的張伯苓校長，他們是他的良師益友。但是他所受的壓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他的浪漫與吸毒是他的環境和他的企圖鬆弛和解脫吧。我毋須為他辯護，這是當年的事實。

　　緊接著是西安事變（一九三六年）。連張先生在世的時候都不願談的事情，在今天張先生的追思禮拜中當然不必談論。好在他有口述歷史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毅荻書齋」中，二○○二年時應該有個交代。但是他的事後願意親自伴送蔣先生同機返南京是出乎他的部下、朋友，以及家人意料之外的。雖然經過許多人的勸導，他仍毅然決然、不顧一切地做了他認為必須做的事。他認為既然今後抗日將在蔣先生的身上，他劫持了蔣先生，有捐他的威嚴，他必須補償。當然有人會說他愚蠢，但是這是「中國式的」，是「中華古典式」的英雄，一種「寧天下人負我，我毋負天下人」的豪氣！

　　不論張學良先生的功過，西安事變是他做的事情。他做了的事已經做了，再也不能改變。西安事變直接影響了下一年的中日戰爭，揭開了中國求生存而戰的第一章。八年的抗戰打敗了日本，戰勝了日本的軍國主義，是中國的為生存的勝利。中國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二戰場，也成了為今後維持世界和平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設委員之一。張先生唯一的遺憾是在八年的抗戰中，他沒有到前線去放過一鎗一炮。在這期間，他在浙江、江西、貴州度他的軟禁的歲月。

　　在他晚年信奉基督的信仰來說，上帝是歷史的主宰，一切都掌握在祂手裡。以張先生的家庭、成長，成為他這樣的人物，都在上帝的旨意之中。基督徒不是宿命論者，大方向在上帝手中，人仍有自由意志完成他們的事業和工作。張先生西安事變的結果，從個人的觀點是最大的損失，喪失了半世紀的自由；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未始不是「福氣」。其實他不需要蓋棺論定，西安事變以後他沒有做任何事情。也正因為這緣故，西安事變就是西安事變，不因為他以後做的事情摻雜任何不必要的猜測的評論。西安事變本身就是一個句點，第二章留待別人去寫了。

　　用他夫人一荻女士的對他先生的評估，可以用八個字來描寫：「愛國愛民，沒有私心。」別人可以對他有別的評估。但是上帝保守了他，使他有另一章的發展。那就是在一九四六年他到台灣來以後，有更多時間讀明史，練寫籀文。後來他開始涉獵各種宗教。一九五八年後，蔣夫人對他見證基督，在董顯光先生與夫人的接觸，開始讀聖經。一九六一年，台北北投他自己的新屋新落成以後，他正式有計畫地讀經，研究神學。對他而言，這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他在一九六四年受洗，與一萩女士結婚。

　　他的人生有極大的改變，也許在信仰以前，他已經心如止水了，但是有時難免會有動盪。到這時候，他把一切看得非常清楚。這就是為甚麼他有兩段經文成了他的座右銘：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

　　（提摩太前書一章十五節）

　　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已認識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腓立比書三章八節）

　　他的夫人最常說的一句話：「上帝那兒有一本帳」是出於彼得前書四章五節：「他們必在那審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帳。」所以他們把一切都交給主，人間的毀譽已經不計較了。他成了新人，有他新的人生觀。

　　但有一件事外界沒有注意的是在士林的凱歌堂中有三位先生一起禮拜，那就是蔣介石先生、何應欽先生、張學良先生。張先生是劫持蔣先生的，何應欽是西安事變時的主戰派，真正出兵去攻西安的，何先生事後還被人誤解。但是他們都有同一個信仰，在同一個禮拜堂中敬拜上帝。不禁使我們想到保羅曾說的一句話：「因他（基督）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弗二14）保羅說的是當年的猶太人和外邦人；可是在那小小的禮拜堂裡，在基督的信仰中，冤仇痛恨全都消滅了。

　　我們為了他最後能在美國的夏威夷度過他的歲月而感謝主。這是上帝極大的恩典！

　　（編按：本文為張學良先生安息禮講道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