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經濟明顯放緩,今後如何恢復高速增長,至今未有答案。但長期依賴政府撥款支持的公共醫療開支,卻肯定須另覓融資途徑。如何在保持醫療服務水準的情況下,及早為醫療服務開拓其他財源,政府必須未雨綢繆,以免情況惡化。
香港醫療融資改革報告公布後,社會上各界反對之聲此起彼落,尤其是由僱主僱員合共拿出工資的百分之三作為供款,支付未來公共醫療開支,更引起公眾、商界和醫學界的極大不滿。
今次的報告,是港府委託哈佛大學一個專家小組進行,並由蕭慶倫、葉志敏兩位教授為首編寫,提出了多個方案,建議採用的第四個方案——聯合保健與護老儲蓄計劃,則惹起公眾與商界反感。
商界反感的原因,是基於僱主僱員聯合供款百分之三,有變相開徵新稅項之嫌;僱員方面,負責一半供款更等同多繳薪俸稅一成或以上,僱主亦然,人工成本增加百分之一點五。
其實,一個良好的醫療融資制度,是否應該包括:用者自付、市民有選擇權、以及有效控制公共醫療開支的原則呢?今次,醫療融資報告,搬來了英美社會的醫療融資的形式,大幅擴大醫療開支,轉嫁給收入高的市民,又是否合理?
無論如何,醫療融資報告是影響香港未來的一個諮詢文件,諮詢為期三個月,到七月底止,所以我們理應關注,並表達意見,以行動表明我們是否需要一個全民供款的醫療融資制度,如果不同意,香港又該如何發展有香港特色的醫療制度?香港人究竟需要怎樣的醫療服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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