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紀初頁,英文語系的國家與中國的關係尚在接觸時期,歐美人士對中國的認識固然不多,而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更少。其後由於商貿的關係,傳教的關係,因而帶動中西文化的交流。早期所謂中西文化的交流,就是將中國的事物,社會民生介紹給歐美各國人士認識;另一方面同樣將歐美各國的事物,社會民生介紹給中國人認識,;而這些介紹的工作是透過著作和繙譯的媒介居多,當時的傳教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說到將西方的書籍繙譯成為中文,自馬禮遜牧師來華之後,也有不同譯著,林則徐在一八三九年到粵進行禁煙的時候,亦曾請梁發的兒子梁進德、亨德(WilliamHunter)、醫生伯駕牧師(Rev.PeterParker,M.D.)等人進行繙譯各國律例、四洲志、澳門月報等書刊,藉此認識西方社會政治情勢。
及至鴉片戰爭之後,由於中國提倡「師夷長技以制夷」。在推行洋務運動時期,更需要了解「西知」(西方的知識)和「西藝」(西方的科技),西教士為切合國社會的需要,於是出版了不少的報刊,和格致(即科學)的書籍,將西方科技傳播中國。例如丁韙良牧師(MartinWilliamAlexanderParsons)於一八六三年到北京任職同文館教習之後,他先後主持繙譯「萬國公報」、「西學考略」、「格物入門」等書,其後又主編「中西見聞錄」月報。
至於說到十九世紀將西方科技和政治西方知識繙譯為中文,應以傅蘭雅(JohnFryer)。傅氏一八六八年在上海出任江南製造局而繙譯館歷時二十八年,主持物理、數學、化學、地質、地理、文史、植物、動物、 園、醫學、農業、軍事、政治、經濟等種種譯書。先後譯書有五百六十八部。而由傅氏譯出有一百三十六種之多,可見他堪稱中國十九世紀譯書翹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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