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神學工作者的見證（之三）

近代神學家的努力

　　進入近代教會時期，我選了施來馬赫，立敕爾，摩利士，巴特，和尼布爾五位神學家作代表;這是在神學領域中第二條線的研究，也是第九章的內容。我得承認，在芸芸衆神學家中選取代表作研究是不容易，也必然含有以偏蓋全的毛病;但我的選擇也是有一定的客觀因素作基礎的第一、在復和的三連環關係中(卽人與上帝，人與人，人與世界)，近代教會比起教父時期均有可觀的進展，而這種進步跟教父立下的基礎又有極深切的關係，像基督論和救贖論便是，因此我選了巴特。第二、近代人對自我疏割的體會較深，在這方面的言論也極能發人深省，故我選了近代神學之父施來馬赫作代表。第三、基於種種歷史因素，近代神學家遠比早期教父更醒覺教會不能依附在世俗權力的蔭庇下偷安，教會是在脫離了世俗權力的架構後，才看見小民的需要，開始學習為他們說話和做事，這是近代教會的一個特色，是人與世界復和的一大進步，也是透過重建和挽囘而達至的和好，故我選了立敕爾摩利士和尼布爾。這五位神學家都是相同命題(Topical)來分析的。

　　任何的選擇都不容易提出理由說那是最完美的選擇，何况在篇幅有限的條件下來選擇!譬如說，在人與自我的復和內，我就不能自圓其說地解釋為什麽選施來馬赫而放棄田立克，或更近代的麥克利;同樣理由地，我也不能解釋為什麽在教會與社會的復和下，我放棄了潘霍華而選摩利士;也許帶點强詞奪理的味道吧，我只能說選上任何一個都不能充份地解釋為什麽要放棄另一個，那就算是選擇的本質吧。

　　在神學範疇內第三線的研究，是選擇了七十年代一個重要的教會文獻，那就是世界歸正宗及長老會，與國際公理宗總會，經多年努力而合併成為聯合歸正宗的神學文獻·《今日世界的復和教義》(一九七〇)。這個文獻不單上承教父和改教傳統來強調復是個恩典，因此特重人——神的關係;也兼承近代神學對教會的督促:要在四分五裂的世界為基督作復和的工作，因此特重教會與社會，和人與自然界的關係。前者有「承先」之意，後者有「啓後」之象，各佔三篇文章;作為一整體教會的思想發展來看，該書可算是統攝了前人的智慧，才使我們較容易解决今日的問題。

　　本章是全書最長的其中一章，共六萬字。這個廣濶的清點存貨叫我們處理香港教會的問題時，可以避免二者或一(“Either......on”)的限制。香港社會正面臨一個無先例可援的轉變期，香港教會若要更新，好能更有效地服待這一代，她就更要小心避免二者或一的選擇模式，從萬變的轉析，錯縱的小路去摸索可行的前路，相信沒有比前人的經驗更具參考價值了。

創傷與醫治

　　我們檢討過香港神學的底子與面譜，指出七十年代的模式對八十年代的教會是具有很大的限制;也透過聖經和神學的探討來建議新的復和代模;本書第三部份是要仔細審查香港社會和教會在八十年代的現況，好知道新的代模是否真能承載現代香港人的經驗和知識，從而提示香港教會更新的路向。到底一個新代模能否成立，是不能單看它是否有足夠的聖經及神學的支持，更要看它能否適切地解决人面對的問題的。第十章是看由九七問題所揭示的瘡疤與裂痕，包括香港的和中國的，第十一章嘗試從聖經重尋一個久被遺忘的哀歌傳統，看信仰能否獲生機與彈性;最後一章則從崇拜、輔導和牧養的角度，看教會更新之路，使她對一個受傷的羣體能負上醫治的使命，履行復和的職份。

　　九七問題為香港人帶來的，是個政治模式轉變的問題;為香港教會帶來的，却是政教關係的問題。要落實地處理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檢討一下二千年來的政教模式，然後才看中國的政教關係，看看叫香港信徒害怕的是什麼?之後，我們要重溫一九九七與香港經驗，嘗試了解中英談判期間香港人和中國方面付出的努力，與及遭受的挫折;最後是問，為什麽雙方的努力並未帶來信心的重建，教會可以做和需要講的又是什麼?

　　作為一個擁有羣衆與權力的教會，她是怎樣與所處之社會和國家發生關係的?按特爾慈的分析，歷代模式一共分三個時期;卽早期教會受保羅倫理觀影響的個人主義，中世紀受阿圭那影響的政教合一模式;和近代受路德和加爾文影響的更正教模式。特爾慈認為加爾文的思想比路德避世式的思想來得合理;前者認為社會上一切的體制，都是中性的工具，教會不需害怕或奉承它們的;相反地，基督徒應努力參與社會事務，利用不同的體制來改善社會的質素;因此加爾文對政治和社會問題是積極的，其最終目的乃是榮耀神。

　　明顯地，因着不同的歷史條件，華人教會從來沒出現過政教合一的模式;而且文革中國極力推行的正是早期教會以保羅倫理觀為基礎的個人主義式，卽政教絕對分離，信徒只能做光做鹽，却不應過問政事;香港教會自七十年代興起的，却是加爾文式的，信徒應積極參與社會事務，以改善民生為見證福音之道。進入八十年代的香港社會、教會是否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經歷九七問題的震盪和大核事件的失敗無可否認地香港人民是個受了傷害的人;為了對這種經歷有個較客觀的了解，我花了八六年整個暑假(五月至九月)來重看自八六年九月起的剪報(南華早報、明報、信報和大公報)，與及論政的雜誌(九十年代，爭鳴、明報月刊和百姓)，才發現這兩個事件所促成的中港交接，事實上是做成兩個受傷者，不是一個。港方傳媒介一直是就港人的角度來報導及評論中方種種高壓手段，中方也本於他一向處事的原則，極少透露談判的經過，或達成協議的背後原因，港人自然會歸於中方的感受，自己的悲觀情緒也就與日俱增了。

　　九七問題引至的是信心問題;香港人對主權歸回中國後的香港沒有信心，因此可以走的走，不可以走的便抱着悲觀無奈的心情來度日。香港人是這樣感受着，中方也為此而投下巨大的人力物力，企圖挽回人對香港的信心，包括龐大的投資和種種政治保證。倘若「政治的問題是人的問題」，那麽人之所以對某一政體失去信心，就不單因為他對這政體的種種保證是沒有信心，基本上是因為這政體在他過去的經驗上投下的陰影，烙上的傷痕，所以他對這政體沒有信心;簡言之，港人對共產政權沒有信心，不是對將來種種保證沒有信心，乃是因為昔日吃過的苦頭叫他不能有信心;政治問題之所以是人的問題，因為它永遠包含了人過去的經驗，這也是為什麽種種保證及政制改革都不能重建信心的原因。傷痕不被顯露，痊癒永無可期信心云乎哉。

復和與更生 兩個受傷者

　　香港傳媒介不會報導中方種種感受與讓步，理由雖是可以理解的，但一面倒的評論對發展中港關係上又有什麽好處?對必須活在這關係中的香港人來說:豈不只會增加港人受欺及悲觀的心態?中英聯合聲明發表後，各方面都覺得比想像的好;基本法結構草案上種種附加保證，難道不是中方順應港方不同利益團體的要求而加進去的嗎?這些可能是英港努力爭取的結果，但也沒有證據指出這不是中方的善意。讓港人知道中方對想攪好香港的誠心善意，而不是老在耍手段佔便宜，港人對自己的將來不是會減少一分惶惑恐懼?同時中方亦會少一分挫敗感?此外也不必細說在中英談判期間，港人提出種種有辱國體的建議及行動，就如要求中方只收回主權、治權仍交回英國手上，或有人想扮演摩西，領導港人逃出埃及等事件了;我們害怕被扣帽子，或投大勢所趨而只說羣衆要聽的說話，這些都是人之常情，但也要承認過去幾年中港交往的經驗並不是頂愉快，不單港人常有被欺之感，中方亦屢屢誠實地表示不知怎樣做才會叫港人满意。(未完下期續)。

內容刊載於《基督教週報》

1987年第1183期第6版

http://christianweekly.net/1987/19870426/198704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