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神學工作者的見證

第1181 期（1987 年 4 月 12 日）

◎　論壇　◎　楊牧谷

　　編按:揚牧谷博士即將出版一部有關神學的書籍，在此，他先與週報讀者分享其在寫作過程中的一些體會及見證。

　　促使我研究復和神學的事件有三，每一件均與本書的內容及發展有密切的關係，在這裏交待一下可能有助於讀者較易把握本書的要旨。

等候信息

　　一九八一年夏，我剛完成劍橋大學的論文。一天與內子閒步於聖約翰書院的第三苑，談及回港後的發展路向。我說上帝呼召和訓練我的過程，漫長而曲折，想來祂一定有個特別信息是要我去傳的。這個思想在當時倒沒有自大的意思，我一直相信蒙召的人均應尋找什麽是委托於他的信息，「傳什麼?怎樣傳?和向誰傳?」都是獨特而個別的，我們既不能安心承繼，別人也不能越俎代庖，是每個蒙召的人均要去尋找的。因此我說:「要能忠心又專心地去傳，不參予任何機構或宗派的工作可能會有較大的自由完成所托。」秀嫻同意我的原則，只是時間安排上可能不是如此;她說「在未知道那信息是什麽之前而沒有一個既定的工作和生活羣體，可能不利於你的尋找。」

　　那時我確實不知道上帝托負我的信息是什麽。

黄色的震驚

　　一九八一年秋，我回到香港，參加了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組的工作，週末如常應邀到不同的教會講道。一個星期六晚上講完道歸家途經旺角砵蘭街，是晚上十時左右，身穿整套西裝手拿着一本大聖經;我突然發覺自己是身處於黃色招牌的森林之中，街道静寂得很黃色招牌耀目得很，而我·孤單落寞得難以忍受。不禁心中大聲地問自己:「剛才講那篇道成肉身的道是什麽意思?」「道成肉身。對這城市的人肉市場可有什麽意義嗎?」

　　當夜沒有答案，此後三個月也沒有;我落在極大的掙扎:關鍵不在基督教是否可信，那是我一直肯定的，每一個信仰衝激都反問基督教信仰是否可信是容易的，却是不合邏輯的和不需掙扎的，需要掙扎的是一方面肯定它是有意義，另一面又要找出那特定的意義是什麼，這是最痛苦的多年在神學的訓練，已叫我對現成答案患上過敏症，我需要尋找。現成答案可能有一大籮，但問題在那裏?到眞問題出現了，現成答案就不經用。*掙扎尋求的過程牽涉太多神學的反省，這裏也不是申述的地方，但至終我能肯定地說，倘若耶穌是在今天道成肉身，祂樂於與之交朋友的，可能不是已被我們掙扎了的所謂「罪人、妓女」一類無侵犯性的觀念，而是有血有肉的，我們認識而又卑視的魚旦妹、社女，或黑社會人物，因此最可能碰到祂的地方說不定就是灣仔或旺角。

　　我承認這思想叫我不安，它冒犯我中產階級的敏感心靈，也企圖揭發我假冒為善的面具;但愈誠實地讀耶穌的言行記錄，我愈發意識到沒有第二個解釋的可能。

　　對我來說，這是福音落實在香港環境的第一步，也是我尋找福音對小民有什麼意義的起點。時維一九八二年的夏天。

黑色九月

　　一九八三年九月，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破裂，中方透過傳播媒介宣佈，英方若不重回談判桌上，中方會於一九八四年九月單方面宣佈收囘對香港的主治權立時港幣滙價急激下瀉，股市地產崩潰，是為香港的黑色九月。談判破裂傳抵香港之日我身在新界屯門開會，從收音機聽到香港市面混亂情況的報導，便於午飯時間跑到屯門市區的銀行和超級市場看過究竟。銀行內看外幣及黃金買賣的櫃檯擠滿了人，超級市場的貨物給搶購得七零八落;情况就像香港淪陷一樣，我看見個老婦人左手抱了兩罐大奶粉，右手拿着兩袋米，神色愴然，低頭急走・第二天報紙與電台對搶購潮大罵，說這等婦孺「愚蠢」，「惟恐天下不亂」;我只想問:你要她們怎樣做?一家大小的入息得二千多元，超級市場的奶粉一天改了三次售價，節節上升;米與廁紙都比平常貴得多，在輿論界有講壇的人為什麽不替這些人說說話?我感到憤怒，非常的憤怒，回家寫了「我們仍要活下去」一文(『突破』，八三年十月)。

　　果然，自那時至今輿論界發表的政見愈來愈多，但肯為小民說話的却少。誰是小民?就是那些不管誰作皇帝，只要讓我或和我一家活下去的，就感謝不盡的人，是五千年來中國典型的小民。你若要給他們扣上任何帽子，他們不會也無能掙扎，因為他們是沒有別個選擇可能的一羣。我們至今仍相信，只要政制改革得合乎理想，港人就可以恢復信心，却昧於政客與小民之間的關係既非是直接的，也不是必然的，參政與論政者旣非眞理的守護神小民也不是他們的親生兒，那麼誰對小民有責任?從那時開始我便問自己:教會服待的對象到底是誰?是小民呢?還是自己的政治意識當二者不能兼顧動因。

　　我們會作怎樣的抉擇?七十年代教會參與社會事務的模式，也可應用到八十年代突變後的香港嗎?在九七年間的前後，教會在社會的角色和使命，跟七十年代的可有不同。

　　這是我開始研究復和神學的從開始便意識到，要做這個研究便得投上極大的時間與精力，因為『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本就牽涉兩個層面的探討:香港教會的過去，現在與將來;香港社會的過去，現在與將來。而整個目的是要尋找一個福音的接觸點，使二者能對話，使信仰能承載近代人的經驗，進而堅定和提升我們。這個接觸點若能建立，教會也許能重尋她的角色與使命在一個無先例可援的新社會模式，在一個受到傷害的社羣當要為香港教會尋找一個新模式，便得要作全盤檢討;這樣一來，要做的功夫實在繁浩，而生活於香港的時空又是那麽不方便專於一事，我開始改變生活習慣，好給自己騰出一片私有的時間和空間:自八三年開始，我學習凌晨四時半起床工作，每週只講一次道，和自絕於露面的公開場合，包括各種形式及性質的應酬和研討會等。這個决定是要負代價的，但那一種選擇不包括另一方面的損失呢?

我對神學的了解

　　做什麽神學和怎樣做神學大概是分不開也是需要交待的。

神學的對象及目的

　　我相信神學的對象就是神及其啓示，正如人類學的對象是人及其活動，社會學的對象是社會及其現象一樣;我們不能托詞說神是太抽象難明，因此胡亂以人或社會之宗教現象代之便算是神學;不錯，這種代替品一定是受歡迎的，歷來以非神(non-god)代替神(God)都深受人的喜愛，基督教却一直稱它為偶像，不是神。神旣在歷史行事，我們就嘗試明白，祂既對我們說了話，我們就嘗試聆聽，這是神學的起點。神學工作者可能對祂的言行了解錯誤，那是不重要的，他可以再來過;但他若不從神的言行作起步，以後就很難再回到那裏去神學的對象旣是神及其啓示，它的目的却是在自處的特定時空下，對神和祂的啓示作出適當的囘應，這是信仰反省的功夫。這種功夫能使信仰成為一承載器-承載着神的啓示和人的存在一起進到生命與生活中尋求體現的理據，以至信仰與人的處境可以產生對話，以至信仰能提升人的存在，特別是在一個社會劇變的時代——一個舊有世界崩潰，現今方向迷失，而將來前景又不明朗的時代。

　　神學既是要尋找，它就不是人感情的直接反射，或理性的片面回饋，而是信仰與處境有密切關聯的知識系統。不管近代人怎樣對系統知識有反感，而對「即興」，「卽食」式的知識趨之若鶩，嚴格說來，那只是「資料」或「意見」，不是知識;作為神學的知識系統，它有較廣的對象和較長的有效時間。這是第一章要闡明的。

　　要尋找一個新的系統，就要對現存的體系作個清點存貨的檢討，以知不逮，以知取捨。於是我問香港現今的神學面譜是怎樣來的?大體上可分兩個時期，七十年代之前，和七十年代之後。七十年代之前，香港教會的神學討論是承繼二十年代中國教會對神學本色化的問題，一直探討基督教信仰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可關係。這種討論進入七十年代聲沉影寂，代之而起的是一種社會性較強的，也是香港式的解放神學，總意就是站在受欺壓的工人及小民一邊，來與資方或官斡旋。這種形式的解放神學與其說是受拉丁美洲的影響，無寧說是七十年代整個世界民間運動的大勢所趨，而透過國際性的基督教組織(如亞洲基督教議會和普世基督教協進會)，香港主導這模式的人士與韓國的民衆神學，菲律賓的草根神學，和台灣的鄉土神學還有較密切的關係;因此要尋求七十年代興起的新意識，我們就要對上述三種神學有起碼的認識。這是第二、三章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