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9 期(1987 年 3 月 29 日)
◎ 論壇 ◎ 陳彥民
(一)引言
幾年前看到吳明節博士之「基督教與文化」篇文章(信義宗神學院之「神學與生活」第四期—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出版)心中起了很大的共鳴。該文之引言,吳博士引用了周聯華博士在一次同工會中演講「基督與中國文化」的題目中所述說的事例。他說:「有一對西方宣教師夫婦,到非洲某一個地區去傳福音,那地區的土人都是不穿褲子的,如果穿褲子絕對不能在土人中間工作,更不會受到土人的歡迎。那對宜教師夫婦爲了遵循聖經之道——在甚麼人中就作甚麽人,迫不得已,只好把褲子脫去像那些土人一樣。當然他們很不習慣,所以回到住所立即把褲子穿上。這樣工作了一段相當久的時間,就帶領了很多土人信耶穌,並設立了教會。他們從信徒身上著手,勸導土人信徒都穿褲子,這樣教會就改變了當地的習俗。」周博士意味深長的問大家:「這件事如果臨到我們身上,我們應採取甚麼態度呢?是叫那些土人穿褲子呢?還是我們自己脫褲子呢?」周博士並沒有解答這問題,但吳博士却有很多感慨,在文中他分析了四十四點。筆者希望每一個中國信徒都閱讀吳明節博士這篇文章。
筆者也曾在多個不同的教會裏講過這題目「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並引用了周聯華博士的事例和吳明節博士的分析。
基督教的眞理是在文化包裹中傳出來的。西方宣教師把「福音」包在西方文化裏,藉著他們自己的母語,透過當地語言的翻譯,傳講出來。往往在翻譯過程中,建立了新的名詞和概念是與當地文化格格不相入的。因此當地人必須先接受了西方宣教師的語言文化,才能接受基督的福音於是當地的教會築成了一道圍牆,圍牆內的活動是經過翻譯而成的新的基督教八股。外人是不能明白的。就好像是「穿褲子」的文化散播在不穿褲子的文化中。平督教就與當地文化發生了衝突。多年前,筆者剛從美國回港工作,聽到台灣省一個基督徒大學生不肯在紀念週中向國父孫中山先生遺像鞠躬。聽說那事件弄得很嚴重筆者在廣州讀中學時經常參加紀念週,也曾向國父遺像鞠躬,並背誦總理遺囑。筆者並不覺得是向國父遺像敬拜,這只是中國人傳統的一種禮儀。好像中國人以前見面都是鞠躬,而西方人是握手一樣。但是西方宣教師傳福音時,也傳了西方文化。西方文化認爲鞠躬就是敬拜,所以那個基督徒大學生便不肯在紀念週儀式中向國父遺像鞠躬。於是中國社會中便產生了「鞠躬文化」與「握手文化」的衝突了。筆者相信沒有一個中國人向國父遺像鞠躬是存着宗教的意識的。
基督教在中國已有接近二百年的歷史,但始終好像與中國文化格格不相入。筆者在一九四九年悔改信主,那時候不知爲甚麽有一個觀念;要作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必須完全放棄中國文化。當時的態度就是凡是中國文化的思想習慣都是「罪」。這種觀念和態度存在了十多年直到後來在美國深造時,才漸漸被釋放。
一九六九年由美返港工作,一直很忙碌,沒有時間去思想「基督教與文化」的問題。到一九七九年,忽然開始對「中國文化」發生興趣。先由中醫中藥開始,跟着就對「道德經」、「大學」、「中庸」、「倫理」及「易經」着手研究。最初是看不通的,但慢慢的一點一點的明白起來。當然每次見到長輩時都是恭敬下問不明白的地方。在研讀這些古書中,漸漸發現「道德經」和儒家的哲理,不但沒有衝突·且是相輔相成的。
因此「基督教神學中國化」的問題開始在萌芽。基督教神學眞理應當從西方文化中被解剖出來而放在中國文化裏面·才可以使中國人容易接受。
(二)可能性
有些基督徒很怕基督教神學中國化後,便會變了質而成異端;所以有意無意之間反對這種研究。筆者初信時也是這樣。但慢慢的,神使我從保羅身上看到了,新約的福音眞理是從希伯來語言文化中被解剖出來而放在希臘語言文化裏面的。整本新約聖經中的福音信息都是希伯來文的信息用希臘語言文化表達出來。如果眞正要明白新約聖經單從希臘文和希臘文化來研究是會偏差的。一個真正的新約學者,同時一定要對希伯來文、希伯來文化有相當認識才不會走錯路。新約的福音眞理其實是舊約福音眞理包在希臘文化裏面。
希伯來文的結構和希臘文的結構很不相同。希伯來文的動詞只有兩個時間式:完成式(Perfect)和進行式(Imperfect)。這和中文很相似。但希臘文則很不相同,希臘文的動詞有七個時間式:現在進行式(Present),過去進行式(Imperfect),過去點式(Aorist),將來式現在完成式(Present Perfect)過去完成式(Pluperfect),將來完成式(Future Perfect)。希臘文的動詞結構是非常複雜。比較起來,希伯來文的動詞結構簡單很多。卡語言的結構直接影响使用該語言者的思想。因爲希伯來文的動詞結構簡單,希伯來人的想像力便豐富。中國人也很相像,因中文動詞結構簡單,中國人的想像力也非常豐富。中國基督徒讀舊約聖經很可能比西國基督徒更領悟,就是因爲這原故。希臘文的動詞結構復雜,希臘人的思想也就非常規則化。今日西方語言都是和希臘文有關係的,所以西方人的思想也是非常規則化的。這和中國人的思想很不相同。西方人很準時,中國人對時間觀念並不很强。中國人想像力强,便往往會有誇張現象,西方人很規則化,甚麽都要求很準確。中國人和西方人相處,便要互相適應,互相了解。
希伯來的福音眞理能被新約作者從希伯來文和希伯來文化中解剖出來放在希臘文和希臘文化中,而有希臘文新約聖經。筆者相信基督教的福音眞理亦可以從西方語言文化中被解剖出來放在中文和中國文化中而不單是翻譯。
(三)試論基督教神學儒家化
「儒」和「道」是中國文化兩支主流。任何中國人,不論他有否讀過「大學」、「中庸」、「論語」和「道德經」,都深受「儒」和「道」思想的影响。故筆者在本文中,嘗試把「儒」和「道」與基督教神學作一非常簡單之討論。筆者對這兩方面的認識都非常淺薄,希望讀者不吝指教。
首先試論「儒」家和基督教神學兩者相輔相成之處。
孔夫子之主要思想是尋求明白「主宰之天」的命令及與這主宰之天發生關係。他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主宰之天的命令),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論語爲政第二)當孔夫子七十時他已差不多是與主宰之天合而爲一,所以能從心所欲而不踰矩。
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每個人之個性、性情皆主宰之天所命定。故日天命之謂性。把天命之性(潛質、潛能)盡量發揮出來便是「道」,即所謂率性之謂道。然後從事於盡量發揮人之個性(潛質、潛能)是謂「教」。所以孔夫子之教育理論是將個別門徒的個性、特質盡量發揮出來。而從事這「發展」和「發揮」的是過程,因爲是過程則不可須臾而離也在發展和發揮過程中必須與主宰之天同在,才可以做得到。
(下期續)
內容刊載於《基督教週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