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也魯教授安返天家已有月多，懷念之情仍繫心間；每逢思念皆憶起往日與他相交之情誼。作為晚輩，多年來欣賞教授那分謙和可親的性格，處事黑白分明、恩威並重。
八十年代初人們交往，在見面聚首之餘，除了用電話交談之外，都是以郵寄書信為主。筆者當年蒙召全職參與文字聖工，一九八零年七月一日上任，當天得到眾多主內同道、長輩先進前來祝賀，甚得鼓勵。上任後，收到第一封送來的信函，就是余也魯教授的親筆來鴻。用海天書樓二十週年紀念的信箋。錄文如下：
「朝英弟兄：今天很高興能參加你的就職典禮，為宣道會出版事業開一新紀元。本來帶了件小禮物給你，出門時忘記了帶出，現在專人送上。這是一本專門講傳學理論的書，對文字事工應能有點小幫助吧。
順祝 主佑
主內余也魯敬啟」
教授送給在下的珍貴禮物，乃他最新的大作《門內門外—與現代青年談現代傳播》
對筆者而言，真是實用寶貴！
想不到，第二天教授再郵寄另一封的謝函。乃用香港中文大學的信箋。且在下款簽署：「傳播系系主任 余也魯敬啟」
這兩封珍藏的信函，收存在文件檔案中已有三十二年了，對筆者來說，意義重大。自九零年代起，我所收到教授給我的來函，雖轉用了傳真打印紙，但仍乘載著其誠、其真、其義，絲毫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