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與中國（上）

第 11 期（1964 年 11 月 8 日）
◎　論壇　◎　謝扶雅

　　今日中國民族所遭遇的空前災難，也許眞的是神的旨意，好叫我們加强罪的意識，和勇於承當的剛毅精神。我們的罪債是歷代累積下來的。今日在我們身上總清算，正是神的公義，但也顯出祂的愛心。因為我們如不挺身認罪，如想諉避脫逃，如欲偷生，「必將喪失生命」。但若我們肯認自己的罪，肯悔改，肯為同胞捨身，我們「必將得着生命」。全愛的上帝是願見祂的兒女同登福地，同享永生，祂恒久同在的。四十年前中華基督教協進會所提出的「中華歸主」，今日到了兌現的無上耳機，中國基督徒果眞配似基督的信徒嗎?請背起十字架跟祂行!

　　最後我們羈身海外，不能不關切到中國的宗主兄姊，而刻刻為他們，跟為我們自己一樣，籲求主的垂憐。

　　今日中國的所有基科徒，包括海外華僑社會裏的宗主兄姊，無不面臨着嚴重的試煉，而切需客西馬尼流汗籲禱的心情，以接受神的啓示。慈悲的主啊，「不要從我們的意思，單要從灬的意思」(可十四36)。

　　近幾年來，我深切地感覺到，在現階段的中國基督徒，尤其是教會的工作人員，要負起一個最嚴肅而莊嚴的使命，卽是，像當年在約但河邊向那處於羅馬帝國強權統轄及蹂躪下的猶太民衆，喊出「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太三2)的施洗約翰一樣，呼籲我國同胞，各自承認自己的罪(六節)。眼前中國人陷於空前的苦難是眼睜睜的事實。世界各宗教無不以「救世」為職志，而崇奉耶穌基督為救主的我們基督教信徒，呪是嫡血的父老昆季，諸姑姊妹，日夕輾轉於苦難的愁城，怎能閉目無睹，推開不理?耶穌基督說·『我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十10)祂要使那被擄的得釋放，那受壓迫的得自由。然而所有痛苦災難，無非由於罪惡。中國古書裏說過:「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尚書太甲中篇)。我們的基督教上帝，為一個圓滿而全福的稱呼。神性是純潔完全而無痛苦，無缺陷的。上帝國為唯一的福地，但是只有無罪者和蒙恕赦者才能進入。這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本前提。

　　原始的基督教教會只是一小撮共勵靈修，共嘗甘苦的團契。但漸漸向外展開以後，由耶路撒冷傳至希羅文化世界，以至東方宗教流行地帶，遂不得不與當地風土人情接觸，而發生種種不同方式的為基督作證。時代愈進，傳播區域愈廣，解釋方法愈加分化，因而生出各適其適的神學思想與制度。例如東方教父們的學說，拉丁教父們的學說，中古「實名論」的經院哲學，復原派的宗教改革思潮·加爾文衛斯理們的神學，以至當代危機神學。同時由統一的大公教會分出希腊東正教會，更產生福音主義教會以至大小數百家宗派。這些，表面上雖呈分道揚鑣，而實質上無非好比在伊甸樂園裏所開各色各樣的花朵，以共榮耀聖名。因此，我們斷定，基督教展至中土，為將與中國文化交通，從神州的土壤裏長成一株作者所稱為「中華基督教」的大樹，而放出中華特有的神學之花，以及中國基督徒的靈果。但這種任務，當然應當由中國的信徒自己担承，不能委諸西方來的宣教士。

　　然而中國基督徒要担起這種任務，不可不明瞭本國文化發展的大勢，尤須正確理解中國近百年史，庶能認識基督教可對中華民族效其貢獻，使中國大衆得到「救」恩。作為一個中國基督徒，對本國歷史，至少應明白左列三段事實:

　　一、周孔以前中國民族原始的樸素的宗教信仰。這一時期的史料雖甚缺乏，但由殷虛文字和鐘鼎文所顯示的先民宗教經驗，仍可供我們查考和領會大畧。周公孔子雖有意把這種原始信仰加以藝術化和倫理化，但由孔子手訂及傳習的詩書，易經和孔門弟子所述作的論語，易傳、禮記、其中仍保存若干古代信仰的痕跡。

　　二、印度佛教傳入中土後，如何繼續灌輸於中國固有思想中，而一方面發展中國化的佛教，另一方面又促成道教和新儒學(卽宋明理學)。

　　三、唐代景教及元代也里可溫教雖構成中國基督教史的開始期但比較不足重視。我們所應深切了解的，無寧是近百年這一段:(一)首先，基督教如何被歪曲利用於太平天國的崛興和統治，而清臣曾國藩如何儒教的大纛以剷平所謂「髮匪」。(二)拳亂後不平等條約下的基督教推動。(三)進入民國時代，宣教事業的功過得失。(四)目前國內的基督教「三自」運動與天主教愛國會。

　　照我的管見，人的天性賦有宗教的欲求，而這欲求的强弱，則以苦感與罪感為比例。太史公說得好:「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屈賈列傳)。凡到窮途絕路，性命交關的時候，自然會發出求救的呼聲，而這卽是宗教欲求的焦點。個人如此，民族亦然。原始民族有原始時代的苦感和罪感。最開化的民族，依然有不滿於現代文明，而感到危機與痛苦。中國原始樸質的信仰，似乎至殷商而一度達於高潮，但亦多少陷入偏差之境。禮記載「殷人事鬼以媚神」，當是商代一般所表現的信仰;這便激起周公的改革，以倫理性的「禮」「樂」代表低級宗教性的諂媚鬼神。孔子答復王孫滿「與其媚與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的詢問，而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篇)。儒學對天及上帝，取「存而不論」的態度只致力於實踐的「修」「齊」「治」「平」，作了中國三千年文化的大動脈。它從乎實的觀點以教化萬民，不刺激其情感奔騰，視生生死死為本然，置大苦大難於度外。可是，中經魏晉六朝的長期分崩離析苦感與宗教慾復燃，遂給予佛教以乘虛而入的大好機緣。等到唐代韓文公(倉)重振儒學以排佛之時，佛教已深植於中土五百年，而開了數不盡的好花，結了數不盡的佳果。

　　基督教呢，一來沒有碰上像佛教的耳機，二來與炮艦及不平等條約纏在一起，加以若干西方宣教士的優越態度「致惹起中國人極大的反感，而對基督教無寧「拒」多於「迎」。然而近百年來，中國政治的動亂，農業經濟宗法社會的崩潰，士林儒術的衰弛僵眠，可以說是又一次的魏晉六朝歷史重演。而依照筆者個人五十年來與青年學子接觸的經過，發見他們深深不滿現實的苦悶心情。所以我常比喩這一時期的現象為沙漠中的普遍焦渴。可是有權力，有聲望，在上位者，沒有「楊枝甘露」去供給他們，逐讓他人之「醜」酒送到他們嘴邊一飲而盡。而在中國的各派教會，沒有見識，沒有胆量，拿不出眞正的耶穌基督福音，為解救其中燒其餓火。無疑地，中國這一時期靈性的急迫需求，是要求全面的精神的，文化的革命。基督耶穌實為精神的偉大導師，可作整個人類全面革命的原動力。祂是要以聖靈和火給人們施洗(太三章十一)。祂為要揚淨其塲起見，叫地上動刀兵。凡愛父母勝過愛祂的，不配作祂的門徒，愛兒女勝過愛祂的，不配作祂的門徒。不背着十字架跟從祂的，也不配作祂的門徒。得着生命者將要喪失生命，而為祂喪失生命者將要得着生命(太十34-39)。

內容刊載於《基督教週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