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禮遜來華事跡概述及反思

　　醫、疾者癒，功能濟世，吾公懸壺，
　　拯民於沉，病者額手興康寧
　　道、罪人甦，惠及華夏，馬牧譯經，
　　迪眾得重生，信眾同心頌主恩 二百載前，
　　梯山航海，孑然一身，應主呼召，
　　初履中華，默默斗室勤耕耘，傳揚真道
　　兩世紀後，海外國內，信眾萬千，蒙上帝恩，
　　遍及大地，寂寂墓園息勞苦，待主再來

　　自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馬禮遜到達廣州，今年便會是這位倫敦傳道會宣教先鋒來華二百週年的紀念，回顧過去兩個世紀，特別從中國基督教發展的角度來反思，確實有很多值得探討的地方，這裡因篇幅所限僅能選取幾點概述一下。

　　馬禮遜來華的歷史背景，和廿一世紀全球化的情況完全不同，十九世紀一方面是基督教近代宣教運動的大世紀，由1792年浸信會傳道會成立開始，宣教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於歐美各地紛紛出現，而倫敦傳道會則以不分宗派的特色，於1795年創辦，短短十二年後馬禮遜便已登上前來中國的航程。

　　另一方面十九世紀亦同時是歐美列強向整個世界擴張殖民地的主要階段，反觀當時滿清政府已由盛世轉弱，對外更加採取閉關政策，因此增加了傳教的難度。馬禮遜作為更正教差會來華的先頭部隊，並且是單人匹馬，可以想像是何等的艱鉅。

　　面對這樣的客觀環境限制，馬禮遜為了取得合法居留中國的身分，於1809年在差不多沒有選擇的餘地下，加入了當時的東印度公司，正式成為僱員，擔當翻譯，年薪起初為五百鎊；可是東印度公司卻是十九世紀英國對華貿易入輸鴉片的最主要的商業機構，馬禮遜雖然絕對無意加入販賣鴉片商業集團，但是直到今天，仍然有中國人會視傳教士為外國勢力入侵的「幫兇」，我們活在廿一世紀的中國信徒，可以怎樣去回應呢？廿一世紀的中國，已經在過去兩個世紀裡，憑藉傳教士和本地華人信徒的披荊斬棘，建立了有根有基的中國教會，未來的日子，相信已不再是歐美傳教士來華的時代，反而有可能是進入中國信徒向普世宣教的新階段。

　　話得說回來，即使馬禮遜在華的日子曾經服務東印度公司長達二十五年，並且在他離世前被英國政府委任為駐華商務監督的祕書和翻譯，年薪增加至一千三百鎊，但是他對中國的貢獻，仍然不能忽視。

　　筆者特別取了其中三項歷史意義深遠的工作，加以論述：（一）中文聖經翻譯；（二）《華英字典》的編篡；（三）創辦英華書院；這些工作，和廿一世紀中國宣教事業還是息息相關。

　　中文聖經翻譯：馬禮遜在極度缺乏資源的情況下，竟然能夠在不足十年的時間內，便將新舊約聖經翻譯成中文，這不能不算是翻譯史上的奇蹟。

　　雖然馬禮遜的譯本今天並不流通，不過他在十九世紀初所完成的，是一件毫不簡單的事情。

　　在此不能不提的是他曾經參考收藏於大英博物館中由天主教巴黎外方傳道會會士所譯的巴設中文聖經譯本，反映出當時更正教傳教士若能多留意天主教在十六、十七世紀在華的傳教工作，然後加以補充，或許會減少一些困難。今天在華人教會中《和合本》廣泛地流通，其實亦有不少瑕疵，最近修訂本面世，或許提醒我們，中文聖經翻譯的工夫，在廿一世紀仍然有很大的空間去繼續改善，不應該以1919年的《和合本》為滿足。

　　《華英字典》的編篡：馬禮遜另一項偉大工作，便是在同樣嚴重缺乏資源的惡劣環境中，獨力去完成《華英字典》的編篡，前後共花了十五年的時間，而這卻打開了一道十分重要的東西文化溝通的門戶；特別在十九世紀英語世界中，馬禮遜可以說是漢學發展的奠基者，他在這方面的貢獻，往往因為他是傳教士的身分而被今天的華人教會所忽略。或許我們在廿一世紀，需要把教會的資源，多一些投放在文化事業上，否則我們的信仰便會與這世代脫節呢。

　　創辦英華書院：1818年馬禮遜和他的倫敦傳道會同工米憐（於1814年來華)，於馬六甲創辦了英華書院；米憐是英華書院早期在馬六甲建立的主要督導人物；馬禮遜牧師是創校人，不過整個創校精神的背後，馬禮遜亦是非常重要的推動者；亦由於英華書院的出現，讓西方教育制度於十九世紀逐漸展現於華人社群之中，這亦是劃時代的里程碑。

　　今天在香港，我們滿以為教會辦學是理所當然。回顧昔日，馬禮遜和米憐是因為無法進入中國內地傳教，而想到在南洋辦學，希望可以向華僑傳福音，然後差派他們有機會回鄉時便能夠向同胞宣教。盼望我們今天懂得這樣去爭取藉教育去傳福音的機會？

　　更正教來華由馬禮遜開始，很快便會踏入第三個世紀；馬禮遜在他的時代，真的是排除萬難，來開闢給後人傳教的路徑。今日有不少教會都是在馬禮遜牧師的基礎發展起來，在中國各地，以及香港和世界各拓展傳揚福音的聖工。無疑在廿一世紀仍然有些富強的國家（表面上仍然有基督信仰的傳統），會恃勢凌人，硬要他人接受自己的一套，我們千萬不要誤信為真，跌入好像是中古時代十字軍歷史重演的悲劇陷阱。我們要謹慎地去傳福音，免得成為後世歷史的話柄，更願令基督仁愛的救贖信息貢獻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