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話青年

　　「五四」當前，總念及當年中國海外靑年的愛國心志與革新精神，念及他她們對建國的參與，爲建國的犧牲。「五四」彷彿象徴着靑年的熱血與勇氣；象徴着靑年的醒覺與振作。過去曾經有過那一羣充満理想與正義的靑年，今天就不可能多發現一些憧得囘應時代問題，懂得怎樣獻上自己的新一代？

　　當然，有理想，有抱負，肯爲「大我」犧牲「小我」的靑年不是絕對沒有，只是不多見罷。有人認爲罪在香港這充斥着功利主義的社會，叫靑年早已利慾薰心，早已接受「人不爲己便天誅地滅」的那一套哲學。也有人認爲應歸咎香港敎育，叫靑年自小在過度呵護的幼稚敎育下成長，甘心樂意地從敎師的單軌傳授中把學問接過來呑下去，以致思想貧乏，對社會、對世界、對國事、對民情都從不動腦筋，從沒有「以行動來改變現狀」的勇氣。

　　與其說不能多發現有「五四」精神的靑年，倒不如說我們不願，甚至不敢去多發現。多少時候，我們願意見的是中規中矩，言聽計從，温馴畏縮的「好」學生、「好」少年，都不大喜款靑年人那活潑的思考，大胆的創新和勇氣的質疑吧。見解獨特，思想突出的便往往被視爲大逆不道，申張正義的往往被視爲滋事份子。我們雖然會敎導後輩要見義勇爲，要當仁不讓，要擇善固執，但當靑年人一旦實踐了這些美麗崇高的道德理想時，我們却大起恐慌地急施壓制。我們似乎希望培養出有能力「愼思、明辨、篤行」的下一代，但却懼怕他她們因爲「愼思、明辨」而對我們的權威造成威脅，多矛盾！

　　這種情况在敎會裏似乎更嚴重了。當然，敎會裏自然也有些心胸廣豁，通情達理的領袖與長執的，不過也實在有不少長輩們竟患上了「厭靑症」、「畏靑症」和「對靑年嚴重敏感症」。一方面知道敎會亟需新血，亟需接班人，但一方面又往往懷疑積極參與者是野心份子，肯委身承担的是蓄意奪權。敎會似乎只要求靑年人選出席聚會的義務，却不覺得他她們應有發言建議及參與策劃的權利。

　　每年夏季，有些敎會會讓靑年人搞自己的活動，什麽靑年月、靑年主日、靑年晚間崇拜聚會等。去年更因適逢國際靑年年，一些敎會也總算應應節地稍放寬點靑年參與的範疇'讓他她負責一些派週刊、收奉獻和佈置場地等事務以外的工作。但一般來說，靑年人似乎不容易找到下情上達的途徑，更遑論分享對事物的評議研討了。

　　其實在今天的社會可以看見不少靑年具「有爲」的表現。文學界的新秀，新聞界的編導，工商界的廠長經理，學界的敎授，政府部門的首長等有不少是靑年，爲什麼敎會對自己撫育栽培的靑年這麽輕看？看來'今天敎會裏不是沒有廿世紀馬可與提摩太，只是缺少了廿世紀的彼得與保羅。今天要務經身的牧者與公私事繁的執長們，可願意聆聴一些不同的聲音，跟靑年同工同道坦誠溝通，互尊互諒嗎？不少敎會靑年實在愛敎會，敎會愛靑年嗎？

內容刊載於《基督教週報》

1986年第1132期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