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联合的日子

2890 期(2020 年 1 月 12 日) ◎ 香港基督教医疗发展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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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国勇教授一九八一年医学院毕业後,因应同班同学陈健生医生的呼吁,实习後转往基督教联合医院工作。在那里由工作六年半(1982-1988),除了「我与那里的医生和护士,至今仍是最好的朋友」外,也让他认同一个价值观∶「你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对病人好。就是这样,很简单。」

  

  

  走进贫穷中去服侍

  事实上当年袁国勇在内科取得优等成绩毕业,并已答应他的老师达安辉教授,实习後返回港大在玛丽医院工作,怎料有天在联合医院实习的同学陈炽鸿回来,跟他和陈健生丶刘飞龙和陈志伟四位在玛丽医院实习的基督徒说∶「联合医院的急症室将要倒闭,因为没有本地毕业生想在那里工作。」

  那时联合属补助医院,无论在环境丶待遇和培训方面远远不及玛丽医院,但陈健生希望袁国勇跟他一起过去,袁国勇坦言当时「真是有点挣扎」,但想到做医生的初心「就是希望帮助贫困和有需要的人」,最後说服自己这是个实践的机会。

  四名年轻医生就走去见联合的内科主管郭宏信医生(Dr. Russell Clark),袁国勇记得当时郭宏信背着他们,「坐在一边喃喃自语,用澳洲腔的英语说了一个小时」,便叫他们回家好好去想。多年後郭宏信告诉袁国勇,原来他那时跟神祷告,「给我一个就可以不用关闭急症室」,怎料四个都肯来,完全超乎他所想所求。

  联合的简单不简单

  八十年代的联合医院可谓联合国,医生来自五湖四海,「有澳洲丶缅甸丶印度丶巴基斯坦⋯⋯等」。医院没有空调,每次巡房检查後,「整个人都湿透」。袁国勇说当年的联合,药物和医生都不够,却给予他很多宝贵的临床经验。有次,一个因复发型肚痛而曾在别家医院开刀後仍找不着原因的病人送到联合,袁国勇仔细检查後,推断是神经痛,及後发觉病人牙与牙肉之间有一条条蓝蓝黑黑的线,「我心想这人是否铅中毒?」於是向病人注射钙作测试,果然止痛,最後经抽血证实他的推断正确。

  「我们医院甚麽也没有,但我们用简单的方法找到答案」,这些被病人称为神迹的事,袁国勇只说「联合医院有很多类似的故事」。

  「简单」两字,其实还可以用来描述联合医院的工作氛围,「联合医院有甚麽好竞争的呢?」袁国勇形容那是个「没有钱赚,人又贫穷,又病得严重」的国度,所以医生要做的,就是「用心对待病人就足够」,因此同事合作无间,「大家互相帮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好」,对刚出道的他来说,「在我整个人的成长上帮了很多」。

  行动见证活出福音

  那时联合医院的院长巴治安医生(Dr. Edward Paterson)是位外科医生,「我见过他做手术,做得很好」,特别是唇颚裂,「真是高手中的高手」。在袁国勇的眼中,「他是一位很好的领袖」,不过认识不算深,「跟他接触较多的是护士」。

  作为医生,袁国勇说他不会主动跟别人传福音,「我不想病人觉得我医治他,是因为我要他信耶稣」,他认为一旦病人觉得「你对他的爱心是有条件的,整件事就会变得很差」,而他也没看过巴治安医生跟病人讲福音;倒是护士会派传单,「会跟病人聊天和讲福音」。

  有次,护士长陈丽琼将一个刚出院又有兴趣听福音的年轻人介绍给袁国勇,「因我曾诊治过他」,後来替他补习和查经,更让他住在自己的宿舍和家约五年,年轻人从中学考试失败到通过考试,後来考进理工文凭课程,最後毕业於香港科技大学,现在是注册工程师。年轻人和他的妹妹丶妈妈亦相继信主。

  「基督徒最能帮助人的时候,并不是整天告诉别人我是一位基督徒」,而他的同事都是在他做某些决定後,才得知「原来我是有信仰在背後支撑」。

  基督信仰与行医之路

  五十年代出生的袁国勇,小时住在东边街,他说自小就接触很多生生死死,如住在隔壁的婶婶丶小学同学丶同学的爸爸和身边的亲戚等,总是突然传来死亡的消息,那种「生命是十分脆弱」的感觉很早便已埋下。中二时曾跟同学陈炽鸿医生参加夏令营,只是那次「牧师大声夹恶说,如果你不信主便会下地狱」,令他很反感。

  直至大学预科时,当时袁国勇已被港大医学院取录,同班同学萧宏展医生因为只在候补名单而感到压力,邀请他一起参加夏令营,这次的夏令会会期很长,共有七天,「在没事可做下便去看圣经」,竟为他带来冲击,之後他用数个星期「很认真地把圣经看完」,最後让他相信有神的存在。

  基督的信仰让袁国勇跟联合医院连上,不过直等到一九八五年他考取外科专业试後,有天从联合医院宿舍向下望,看到当年俗称「鸡寮」的徙置区和附近的烂车场现在变成了操场时,才猛然想起自己其实早於一九七六年医科生第一年级时,曾应当年在联合医院急症室工作的王世岳医生的邀请,跟陈健生医生等人去探望他。

  王世岳医生是一名宣教士医生,他当时站在同一角度向下望,并对这班年轻医生说∶「这个就是我们的观塘异象(This is the Kwun Tong vision of our Asian Chinese)」,他指这羣来自内地又贫困的人有很大的需要。

  「那时候我真的很清楚记得我的祷告∶『如果主想我来服侍这里的人,我是很愿意的』,但(当时)我很年轻,说过的话很快便忘记了。不过我仍旧记得当年於联合医院,王世岳医生亦提醒我们这班年轻医生∶『你首先是一位基督徒,然後也是一位医生。』事实上,这劝诫对我日後的人生影响深远。」

  沙士让兄弟班再联合

  在联合医院六年半後,袁国勇纵然觉得「我每天的工作是有意义」,但始终认为有些遗缺,因为它不是一间教学和研究医院,只侧重服务,让他不能有更卓越的追求,加上後来得了肝炎和肺痨,不适合夜更值班的工作,於是决定是时候求变,一九八九年转去港大的微生物学系工作。

  接着二零零三年的沙士一役,袁国勇与他的团队找到沙士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故事,已经写进香港历史里。在那个人心惶惶的时刻,他说作为传染病讲座教授,「我有责任不能退缩」。他庆幸当时他的同事郑志聪医生丶内科的孔繁毅教授和仍是实习的邓兆辉医生,肯主动跟他上战场,「甚至放工後去联合医院和玛丽医院收集数据,然後回来分析」。

  当年联合医院是重灾区,沙士让袁国勇与当年一起去联合医院的兄弟班再次合作,原来於一九九零年从联合转去灵实医院的陈健生医生,主动回到联合医院帮忙,刘飞龙则一直留守在联合医院的急症室,於是三人又在一起。

  那时袁国勇曾想过自己或会死於沙士,「圣经没有说过你一定能平安无事」,他说自己的信仰建基於「我自小以来的经历丶我对圣经的认识丶我身边的那些朋友」,所以沙士没带来信仰的冲击。

  至於今後再遇到抉择时,袁国勇说「很简单」,就是旧约圣经弥迦书六章八节所说的「行公义丶好怜悯,而最重要的,是常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袁国勇 ︳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

  访谈日期∶2019年3月9日

  访谈学生∶谈喜莲丶杜境语 / 香港浸会大学

       黄頣安丶王咏婷 / 华英中学

  整理及撰写∶马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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