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修复式正义处理犯罪事件
专家牧者探讨本地实践可能

2869 期(2019 年 8 月 18 日) ◎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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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刑事诉讼制度中,目标只在於惩罚犯罪者,却忽略了受害人丶犯罪者和社羣的需要。风雨兰及香港基督教协进会性别公义促进小组已於七月三十日,假Anti480反性暴力资源中心举办「何谓修复式正义:实践在本地处理性暴力案件的可能和考虑」研讨会,多位学者讲解修复式正义的特色,同时分享处理类似事件的经验。

  修复式正义主张处理犯罪事件不应只从法律观点,也应从社羣丶受害人和加害者角度出发,强调「社会关系」的修复,同时满足涉案等人的权利和尊严。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课程讲师曹文杰博士开宗明义指,修复式正义并非要取代司法制度,事实上在澳加等地也试过两者混合使用。

  根据现时司法程序,疑犯被落案起诉後会到法庭受审,起诉权集中在国家及政府,焦点一般放在犯人身上,受害者却在整个司法程序中变得十分次要,最多只能担任证人的角色。他指,这种司法制度源自十二世纪的英国,当时王室为了从教廷夺回权力,宣布所有罪行均侵扰了国君安宁,故必须受王室管辖和起诉。结果,国君成了所有罪行的受害人,真正被害者却被忽略,改变了人民对罪行的看法。此外,人民失去起诉权,法庭只接受法律代表发言,不再容许一般民众发表意见,某程度上更进一步将受害者边缘化。

  

  关注各方需要 修复破裂关系

  曹博士指,司法制度有其优点,但却未必能回应受害人丶加害者和社羣的需要。首先,受害人在司法过程中参与度较低,也没有太多机会可以诉说感受和叙述经历,最重要是无法确认事件并非自己的错,这些均与治疗息息相关。此外,由於司法制度只将加害者问责,却忽略了修复式正义重视的价值,如承认责任和明白犯罪行为带来的後果等。他解释:「修复式正义强调加害者也有其需要,因为部分加害者伤害别人可能与创伤有关,如果能回应他的创伤,可能有机会降低其犯罪率。」最後是社羣需要,他指罪行发生代表了人与人的关系破裂,也侵犯了彼此的关系,所以必须处理罪行为社羣带来的伤害。

  他提到修复式正义的实践方法,其中一种是安排加害者与受害人见面,又或透过代理人读出受害者心声,让加害者明白违法行为对别人的影响,藉此了解各方的需要,一同思考如何修复撕裂的关系。曹文杰博士重申,修复式正义绝非为取代现有司法公义,其目标不但为修复关系和满足各方需要,更要了解罪案发生的原因,彻底改善以免再次发生,故轻微或严重罪行均适用。

  

  诉说不公经验 聆听陪伴同行

  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洪雪莲博士回应指,修复式正义背後具争议性,故她对此有所保留,但面对司法制度不足,修复式正义或许是现行相对有效的方式。她分享辅导经验,指大部分受害妇女遭性侵後受伤,报警後需要多次落口供,上庭时又要被律师质疑,这种二度伤害比性侵更严重,如最终审判结果不似预期,受害妇女更难走出创伤。

  此外,她留意到不少受害人会怪责自己,如上庭时表现不佳,觉得自己并非一个好证人,也试过因不想再回忆昔日阴影而拒绝上庭等,以致无法将犯人绳之於法,可见在现行司法制度下,责任和压力竟落在受害者身上。因此,她分享辅导中如何实践敍事公义,受害人需巨细无遗地说出由案发至审讯过程中的不公义之处,强调必须让她们诉说感受,因这与治疗有密切关系,至於辅导者也要确认当中不公义的地方。经历敍事公义後,不少受害人的论述开始改变,「由觉得自己很失败,变成会说这是一个选择去保护自己⋯⋯同时清楚看到这是司法制度的不公。」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讲师黄慧贤博士分享,本地教会以修复式正义处理性暴力议题的可能性。她分享介入性暴行事件的经验,指有人陪受害人同行十分重要,过程中不但给予法律意见,更要为她捍衞应有的权益,至於受害者的家人和朋友同样需要灵性上的支援。她认为,如教会发生类似事件,教会必须承认这是罪行并寻求改变,如设立防治性骚扰政策等;其次是建立有慈悲心的聆听圈子,彼此脱下面具,真诚分享当中的不公义之处和愤怒情绪。她指,聆听是为了让冲突後仍愿意留下的人,重新思考如何互相倚赖地继续同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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