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的公道价

2803 期(2018 年 5 月 13 日) ◎ 平视人生 ◎ 李灏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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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前有报章在头版大字标题,直斥本地一些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用公帑养肥高层」,指出五间获政府资助的社福机构,其总干事或行政总裁在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的年薪统统逾二百万,最高一位更达二百六十四万港元。

  如此款待确实有违一般人的道德直觉(moral intuition)——即人们对道德判断最即时及直接的反应——尤其在上述薪金龙虎榜中,有两位榜眼来自基督教背景的机构,其中一所的名称更加挂上「基督」二字。

  怎麽样的薪酬比例才算合理?或许,近年在瑞士发生的一项公投值得参考。瑞士是个民主国家,国民只要搜集十万个联署声名,就可向国会递交一项政策动议,然後诉诸公投决定推行与否。在二零一三年,有民间团体成功跨过提名门槛,提出「1:12倡议」,建议立法规管薪酬差距,限定一所机构之内,最高薪的员工不能超过最低薪的十二倍。倡议者争辩,一个人打足一年工,假如回报不及另一个人仅仅干一个月的活,那麽就是对各人的贡献作出不合情理的上下高低之分。投票结果?瑞士是个对营商者友善的国家,加上国会和政府齐声大力反对,忧心跨国企业离场,提案最终只能赢得三分一国民支持。

  尽管这个倡议泡汤,但其理念值得我们反思。当一个奖赏机制过於倾斜,社会上再谈「平等」,会否沦为一个唇舌服务?说回香港,回顾本地的非政府组织发展史,在十九世纪开埠初期,民间团体往往比殖民地政府对人间疾苦作出更早和更贴近前线的回应。当中的佼佼者,原来是远道重洋而来的海外宗教组织,在港兴建首间医院抗衡疫症,接收街上弃婴及办学等等。所以,有本地社会学家如此总结香港早期社会的福利传统:「政府退居二线,民间团体当前锋。」

  倘若一个基督徒领袖或董事会容让一所机构的薪酬差距大大偏离常人的道德直觉,恐怕未能发挥门徒可在地上作盐作光的作用罢了。毕竟,耶稣在世的日子,不曾比门徒多吃一块饼或一条鱼。我想说的,是昔日有宗教背景的组织一度领先社会,今天的接棒者可否一样当仁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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