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出版
〈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事业:战前篇〉(节录)

2766 期(2017 年 8 月 27 日) ◎ 阅读转化生命 ◎ 邢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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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话

  今年香港书展基督教坊主题是「阅读创造未来」。阅读之所以能创造未来,在於文字能总结前人经验,带领我们思考今天,迎接未来。基督教文化要如何在今天扎根传承?或者我们能够在前人的经营中得到启发。

  数年前基督教出版联会开展了「出版史」计画,目的就是整理基督教出版业在香港的发展。今期,我们节录了战前部分和大家分享。若有兴趣,欢迎到基督教出版联会网页(acp.org.hk)阅读全文。

  

  文字出版工作在中国基督教事业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当我们检视香港开埠百年间的基督教历史时,可发现文字出版工作的发展,深受整体教会历史的宏观因素制约。

  一八零七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远涉重洋来到广州,揭开了近代欧美来华传教运动的序幕。鸦片战争後,清政府被逼打开国门,割让香港岛予英国。香港岛既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英国占领时人口也不过数千人,英国选择香港,完全是为了配合进入中国的政策。一八四二年改写了香港的历史,新安县边陲一隅自此变成大英帝国在远东的前哨站。

  如果香港这殖民地的存在是为了「中国」的话,那麽基督教在香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不能摆脱这种「进入中国」的氛围。本港历史最悠久的宗派(史称「七大公会」),都是有关差会在进入中国传教的大前提下,先後在港开基创会。其历史跟所属宗派华南教区的发展,可谓息息相关。从一八四二年至一九四九年间,我们必须从「华南教区」的视野及脉络来认识基督教在香港地区的发展。在广大的「中国」禾场面前,各差会投放在香港的宣教资源,远比华南其他地区逊色。综合而言,这段时期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工作的发展,有以下五方面的特色:

  初期主要由差会及传教士推动

  其一,我们可将这一百年的出版史分为两个阶段:十九世纪香港开埠以後是开创阶段,主要由差会及传教士推动,其中伦敦会占重要角色,并以《遐迩贯珍》(1853年创刊)及中文传教书刊的出版为代表。不过,随着一八五六年《遐迩贯珍》停刊,香港文字工作便大为失色。到一八七三年英华印刷厂结业後,香港扮演仅馀的传教书刊出版角色也告停顿,文字出版工作的地位便步向式微,完全被广州取代。直至二十世纪初,香港文字出版工作呈复苏现象,步入复兴阶段。不论是宗派性或基督教团体的出版,均有长足发展。与此同时,又有若干专以文字出版为宗旨的机构成立,如大光报社丶福音月刊社等。对战前香港只有近万名基督徒的羣体而言,其在文字出版方面的表现,饶具价值。可惜,随着一九四一年底香港沦陷,各教会及团体均面对极大的冲击,各种刊物相继停刊,文字出版工作由是步入黑暗阶段。

  

  

  本地文字事工人才缺乏

  其二,二十世纪香港基督教文字事工的发展,特别是宗派性报刊以外的出版工作,实得力於一羣热心文字的基督教人士,如张祝龄丶麦梅生丶张亦镜丶尹文楷丶杨少泉等。其中如张祝龄丶麦梅生及杨少泉等人士,更建立了跨宗派及机构的文宣平台。不过,这些熟悉的名字又正如说明,香港基督教会在文字工作方面的人才,仍不足够。广州基督教文坛健笔张亦镜两度南下香港,支援大光报社的事工,为香港基督教文宣史增播下奇葩,其离去对该报社带来重大打击,後继乏人的情况,反映本港文字工作人才之不足,可见一斑。至於作者羣方面,大部分论述性文章均非由本港教会人士撰写,也间接说明香港文字事工人才缺乏的情况。

  独立出版机构资金短绌

  其三,我们尝试从市场营运的角度来作检视。在财政上,宗派及团体的机关刊物一般较具充足资金,相反独立性的出版机构,便得面对财政压力。《大光报》(1913年创刊)在张亦镜任编辑期间,一改前风,在日报头版书明「编辑人亦镜」作为宣传,以增加销量。後来即使张亦镜离任後,仍欲保留有关说明,或可反映其面对的市场压力。此外,福音月报社企图以不牟利方式运作,并仰赖基督徒商人(如永安公司)赞助广告营运,甚至发起徵求慈善家捐助基金,以利息补助印费,最终因经济因素无法维持。

  发行网络及读者羣方面,部分以香港为基地的出版刊物,不仅服事本地读者羣体,华南地区以至全中国,也是其胸怀所及。不少刊物均在内地(主要是广州)建立了代理。《爱羣月刊》(1929年创刊)则获广州神召月刊社甘建磐协助,在广州作促销代理。

  

  论述性文章为主

  其四,在内容方面,宗派性出版主要以会务消息为主,论述性文章并非重点。至於团体机关的会务,部分仍以会务为主(如青年会),部分则致力平衡会务与论述性文章,甚至以後者为主。论述性文章在战前基督教团体刊物中占有不轻的位置,这确是战前文字工作的一大特色。至於论述内容方面,不少刊物均以德丶智丶体三育作主要栏目,并将宗教归入德育范畴。宗教与道德结合的进路,成为文宣工作的主要特色。相对而言,阐释教义及思想发微方面的反省,则只有《道风》(1934年创刊)及《基督号》(1921年创刊)作出探索及实践。

  另一个内容特色,是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处境性课题的回应,如孔教与宗教自由丶非基督教运动丶本色化丶教会自立与改革丶基督教与社会重建等,这说明在港教会人士关注的问题,基本上跟中国教会一脉相承,具有较浓厚的「中国」因素,反映出寓港基督教人士心系中国及中国教会的现象。相对而言,针对香港的处境性出版,仅有香港反对蓄婢会出版的《反对蓄婢史略》(1933年)及香港基督教联会的《香港基督教会史》(1941年)。

  

  

  刊物路线难以定位

  其五,刊物路线的定位,也值得关注。《大光报》作为香港以至中国首份具基督教背景的日报,其宗教性与世俗性定位,在在反映出基督教文宣尝试打入社会时面对的挑战。《大光报》虽具基督教背景,但其内容实际上跟一般日报,却无明显分别。这相信跟其日报的性质有关,日报读者所要求者,自然较偏重时事性,以报道新闻为主。同时,日报的成本较大,必须开拓更大的读者羣,如此,便必须争取更多非基督徒的读者,专业与素质的要求,自然压倒宗教性的关注。职是之故,如何强化其基督教色彩,一直为报社及董事所关注。到张亦镜任主编期间,大幅改革,专辟宗教专栏,始增加宗教形象。惟後来又把宗教内容改为专刊,以《大光日曜》(1926年创刊)的周刊形式出版。《大光日曜》停刊後(具体时期待查),大光报社出版仅靠年刊《基督号》来维持其基督教形象了。

  「专门」(宗教化)与「入世」间的张力,诚然是基督教文字工作,特别是传教书刊所无法回避的挑战。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沦陷,步入香港史上黑暗的三年零八个月,随着香港基督教进入严寒冬天,宗派及团体运作大受冲击,在文宣工作方面也谈不上任何作为了。

  邢福增(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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