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增整理教会社关剪影
吁正视现况再思政教关係

2623 期(2014 年 11 月 30 日) ◎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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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光社主办之「香港教会社关剪影」社关神学课程已於十月十五日举行,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邢福增教授整理香港教会自七十年代开始的社会关怀与参与,再思教会面对社会问题的角色与态度。

  邢福增教授指出,始自六十年代,香港教会便有讨论「宣教使命」,主要继承中国华人教会以至是欧美教会的争论,抗拒社会福音。当时认為「社会福音」是对立於使人灵魂得救的个人福音,是自由神学和现代主义神学的產物,与世界有太多妥协,甚至被称為新派和不信派。邢教授坦言,「我们应该注意在此是意见分歧,还是真理立场的问题,因為意见可以不同,但真理只得一个。如果只着眼后者,便会带来你死我活和撕裂的局面。」

  如果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教会倾向回应难民办学、设平房村等社会的需要,七十年代则开始对社会责任有所醒觉。其内因包括战后本土社会的形成、香港社会和政策的问题、以及土生土长一代的本土关怀开始出现,催生不少学生运动及社会运动;而外因就是一九七四年的洛桑会议提出的<洛桑信约>,為普世福音派教会忽略社会关怀而懺悔。在种种原因影响之下,七十年代基督教协进会举行了香港教会使命諮询会议,尝试分析社会问题,希望表达对改变社会的集体关心,亦有抗衡文化的突破运动、工业福音团契等,当时的中大团契亦曾表达「我们基督徒对时代与文问题之看法」,港大团契则出版《橄欖》表达社会关注。

  八十年代,协进会再次举办教会使命諮询会议,提出五点共识:向低薪市民传福音、向学生传福音、关怀中国教会、参与公共政策釐订、影响市民心态。当时亦有反两巴加价决议,此举成「普世派」与福音派联合参与社会运动的重要例子,也反映当时教会如何回应民生议题,特色是关注广泛社会和民生问题、以言论為主、参与者不一定能代表所有教会,而且缺乏足够的神学基础,看见社会有需要便以教会或信徒身分回应。福音派的讨论则主要关心「治本与治标」的问题,及教会社关应否以福利和服务為主。

  九七问题在八十年代也為教会带来刺激,「信念书」(香港基督徒在现今社会及政治变迁中所持的信念)由此出现,福音派有信徒草拟「面对九七的神学立场」等文献。除此,由律师、记者等组成的基督徒守望社成立,从基督教角度论政,以争取八八直选為目标,曾就基本法諮询和政教关係问题与辛维思笔战。

  九十年代开始,则是过渡期到后过渡期的争议,包括协进会出现路线分歧、六四的冲击、一九九零年基本法通过、中英争拗等,教会出现社关定位困局。此时福音派教会再思社会议题上守与退的问题。九七回归后,教会界面对不同问题,政教问题亦面临新的挑战,需要思考一国与两制、社会深层次矛盾、贫富悬殊、中港融合的问题。

  思考到佔领运动及后佔领运动,邢教授认為政教关係需要重新检视,包括教会与政府、政治的关係,以及宗教与政治的关係。政治是眾人之事,教会必须认真处理。

  最后,他指出传福音与社会参与的讨论可摆脱新旧神学的框架,进而在再思宣教与服务的关係时,可以目的与手段、伙伴关係来理解。他以郭乃弘牧师的文章作结,「基督教在香港,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在於对社会產生的问题作出补救、治理,却没有追溯问题產生的根源。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社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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