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啟示錄提及「日期近了」,又記載主耶穌應許說「我必快來」,於是,啟示錄在一些基督宗教圈子中就被塑造成末日的時間表;歷代以來,又有許多人以啟示錄經文作為末日的預告,但都沒有應驗。
公元二至四世紀是教會發展得十分迅速的時代,人數增加,遍佈地中海沿岸;這時也是教父巨著出現,經書和各種教義建立權威的時候,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教會面臨嚴峻的逼迫。從公元二世紀開始,啟示錄在西方教會已受到十分重視,其中最為人認識的就是藉着啟示錄第二十章發展出來的千年論(Chiliasm)。千年論的信徒生活在逼迫之時,他們在啟示錄的信息中找到安慰和希望,他們根據啟示錄強調耶穌快來消滅惡者和建立千年彌賽亞王國,一個新天新地就出現。
當時的學者領袖大都是千年論者,包括了著名的教父如殉道者猶斯丁(Justin the Martyr, 100-165) 、愛任紐(Irenaeus, 130-200)和特土良(Tertullian, 160-225)等。
教會在公元四世紀成為國教,加上奧古斯丁(Augustine, 350-430)主張千年已經來了的理論,千年論就漸趨式微,但教會內仍不斷有人預言耶穌再來的日子,尤在中世紀更甚,所提及的時間真是林林總總,不勝枚舉。近代為人所知的是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 1782-1849)。米勒預言基督將要在一八四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回來,及後預言失效,以致釀成當時所謂的「大失望」(The Great Disappointment);當時有信徒因為相信末曰將至,於是在街上大撒金錢;有人則連房產物業也不要了,旨在迎接基督;但在「大失望」下,有人卻因此成了神經病者。
一九七零年代,何凌西(Hal Lindsey)根據當時東西方的冷戰、中東的緊張局勢,以及以色列在一九四八年復國等現象,在其著作《曲終人散》中預告基督要在一九八八年再來,而那就是末日的時候。但一九八八年到了,預告沒有兌現,又是一次失望,相信的人又如上了當一樣。
啟示錄真是末日的時間表嗎?如果答案是「是」,那麼啟示錄對過去二千年的讀者有何意義?豈不曉得主耶穌曾說「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嗎?然則為何人仍要千方百計的猜測?又為何仍然有人相信呢?
「日期近了」和「我必快來」等說話在啓示錄中的功能,真是要告知讀者一些資料性(informative)的事實嗎?這裏牽涉解經和語意問題。啟示錄的體裁屬於啟示文學,而啟示文學的預告往往不是為讀者對不知道的事提供資料,而是叫讀者儆醒及作適當的準備(exhortative),馬可福音第十三章二十八至三十七節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從這個角度來看,啟示錄中說及「日期近了」和「我必快來」的記載,適切的回應是不作臆測,也不要預言主在甚麼時候回來,這是都是徒勞無功和無益處的,反而要作好預備,做一個無論那個時刻都能坦然無懼,親見主面的人。
周兆真牧師(信義宗神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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