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搜寻反思百年联合基业（上）
第 2460 期（2011 年 10 月 16 日） ◎ 特稿 ◎ 李志刚
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百周年神学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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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百年联合基业（上）
检讨过去一世纪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事工，看其得失及既济与未济
一、联会创立的起源及背景
香港之有华人教会的创设，是起源于欧美差会在港建立的布道事工。就《香港基督教会史》所载，各差会教士在香港先后开基有：美国浸信会叔未士牧师（Rev. Jehu Lewis Shuck）于一八四二年三月由澳门迁港，在上环百步梯设「宏艺书塾」从事福音宣讲。英国圣公会史丹顿先生（Mr. Stanton）于一八四三年在港开创华人传教工作。同时有英国理雅各布牧师（Rev. James Legge）将马六甲英华书院迁来香港，「初无教会名称，信徒华人皆在英华书院受水礼，俗称英华书院公会」。德国差会派遣教士来港，先有「巴色会韩山明、黎力基二人；巴冕会叶柯二牧，同抵香港，时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九日」。美国美部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 for Foreign Missions，即公理会）有喜嘉理医生（Dr. Robert Hager ）于一八八三年三月三十日抵港，开展布道工作。华人梁安统牧师于一八八四年「絜眷由澳洲返港，概要担任义务，主理圣工，将学塾改为教会」。及至一九一四年，香港教会已有五大宗七大公会的形成，所谓五大宗即公理宗；信义宗；圣公宗；浸信宗；循道宗，而七大公会即是伦敦会（合一堂）、美华会（公理会）、巴冕会（礼贤会）、浸信会、安立间会（圣公会）、巴色会（崇真会）、惠师礼会（循道会）等七大公会。时至一九四一年即有五大宗十四公会的组织。而十四公会包括有中华基督教会（伦敦、公理、长老、同寅等公会，合而成立）、礼贤会、崇真会、浸信会、圣公会、循道会、神召会、中国基督徒会、便以利会、海面传道会、圣洁会、播道会。按七大公会主要是指道济会堂（合一堂）、公理堂、礼贤会堂、香港浸信会堂、圣士提反堂、西营盘巴色会（崇真会救恩堂）、惠斯礼会（循道会）等七所教堂而言，于一九零七年间，全港信徒约有二千人之数。而七所教堂专向华人传教，多集中于中环、上环、西营盘兴建教堂，一带为乡亲和归侨聚居之地，各区环境颇为相近，信徒均可徒步联系。信徒多有通婚的关系，以及职业的关系，所以七大公会信徒多有亲属姻亲，宗亲、乡亲、同学，同业等相连关系，是以构成华人教会日后组织联会合作的重要因素。
二十世纪肇始，中国和世界局势均有极大变迁，而影响香港华人教会亦巨。就一九零零年因义和团运动，引致八国联军侵华，翌年签订《辛丑条约》，中国陷于瓜分局面，国势危殆，上海基督教徒有见西教士传教所引致种种不平等现象，故有于一九零三年即有中国基督徒会的成立，倡导华人信徒自理。越年本港信徒有所联系及响应，故香港有「中国基督徒会」的设立。是本港信徒多参与孙中山革命运动的教会组织，无形成为支持革命教徒的联合机关，着力教会宣传革命工作，与各地「中国基督徒会」均有密切联系。及至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翌年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四月辞任，在经香港返香山之时，在港集资出版《大光报》广事革命宣传，有林护、张祝龄、区凤墀、尹文楷、麦梅生等教徒大力集资响应，其后张祝龄牧师、麦梅生长老热心参与笔政，是以辛亥革命运动无形促成信徒的合一运动。
特别是十九世纪末期在西方教会兴起的学生宣教运动，自穆德（Dr. John Mott）于一八九五年出任青年会北美协会会长后，提倡成立「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于一八九九年派出苏森（Walter J. Southam）来港筹设香港青年会，于一九零一年成立，是属香港基督教第一个联合组织。而穆德对香港基督教青年会贡献良多。一九零三年有培道联爱会；一九零七年有奋兴会；主日学合会的成立的，凡此教会团体属香港早期七大公会信徒组织基督教联合事工，而《教会史》则编入社会事业类别。及至一九一零年在爱丁堡举行的「世界宣教会议」 （The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 Edinburgh），穆德任大会主席，鼓励各把教会联合推动传福音工作，会后成立「续行委员会」（Continuation Committee） 继续执行爱丁堡宣教会议的决议工作。
此因穆德博士于一九一三年二月来华，在广州举行基督教会议四天，在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教会代表出席相讨教会宗派联合事工，因而有「各教会宜设地方联合会，及各省联合会，推广天国之事业，通力合作以利进行」的决议，故同年有广州基督教协进会之产生。时至一九一四年因广东发生西江水灾，和秋间有美国青年会北美协会亚洲区总干事艾迪博士（Dr. George S. Eddy）来港主领布道大会，有须教会集议策划其事，使各堂会有感成立主香港基督教联会的必要。况且同年八月二日欧战爆发，香港社会亦为动荡，教会备受影响。而联会的创设，对于大战年间香港华人教会自有安定和维系作用。就以礼贤会香港堂新堂于一九一四年七月落成，于八月一日举行开幕礼，同日德俄宣战，两日后德国西牧及差会全部职员均须撤离香港，礼贤会信徒迫于形势，实行自理。联会一九一五年创立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故联会则举伦敦会皮尧士牧师（Rev . T. W. Pearce）在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任联会主席：威礼士牧师（Rev.Wells）任一九一七年联会主席。可见联会的成立本有爱国和合一精神，而对西教士的参与和支持，显明本地教会与差会的合一性，联会并非是一个排外和及宗派主义的组织。
二、联会的组织及其「三济」整全功能
香港基督教联会的创设，先有华人教会于一九一四年秋间举威礼士牧师、王爱棠牧师、胡尔栋先生三人为联会起草章程委员，年冬召集各会代表举行会议，讨论章程进行修订。至一九一五年四月八日联会首次代表大会，按章成立联会，互选职员，主席皮尧士牧师（道济会）；副主席翁挺生（公理堂）；书记王爱棠（礼贤会）；司库胡尔栋（圣士提反堂）；司数施慎之（浸信会）。此外设有傅道部、教育部、慈善部、公坟部、调查部。按联会最初定名为「香港中华基督教联会」，宗旨则为「联络本港华人基督教会办理教会之共同之事业，增进教友互助精神」。所定堂会标准：「欲加入本联会为会员者，必须与各会员信仰，不相抵触；并无攻击之宣传，亦须与各会员，共同努力，担负联会经费，如此方合入会资格。」对于权利义务：「本联会一切权利义务，皆属平等，凡传道慈善公坟教育各种事业，皆属共同担之，其中有会友利益者，亦属共同享用，并无轻重之别。」在此得见联会会员堂的联合是有共同合作的目标；在教会的准则上排除互相攻击不合作的元素；至于权利和义务是不分会员大小，彼此平等相待，因而发挥合一的精神。在一九一五年创会之时，联会的工作分设有传道部、教育部、慈善部、公坟部、调查部等五大类事工，时至一九六三年增设有出版部。又于一九九八年将慈善部改为慈惠部；公坟部改为墓园部；调查部改会籍部。归纳六大部门的事工可称之「道济」、「理济」、「利济」的基督教「三济」整全圣工。本于耶稣基督在世的工作，即「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按为教育的理济）；宣讲天国的福音（按为传道的道济）；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按为慈善的利济）」，目的是对人身、心、灵整全的关怀。
教会和教会信徒以基督的心为心，高举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才可达至「三济」整全圣工的实现。就以联会六大部门圣工作出「三济」的分析，则联会近百年的推行的工作，均符合耶稣基督嘱咐门徒所履行的使命，因而甚获各会员堂和众教会兄姊的支持和合作。
三、联会的开创时期（1915-1941）
自联会于一九一五年创设，以至一九四一年日本侵占香港，于此二十六年可称之为联会的开创时期。而在二十六年间，香港社会本身已有很大的变化，同时由于中国政局和世界局势转变，对联会的事工均有重大的影响。即如联会成立之年，正逢中国民国建国不久，又值第一次大战爆发；时至一九二五年有省港大罢工发生，以令香港经萧条。国内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七年七月月七日发生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开始；一九四一年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香港自身的处境，以及国内和世界的时局变迁，对于香港社会和经济带来震荡和冲击，所以联会面对时局固然要有所适应，在事工上有所调节。就以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罢工，则有十万多人离开香港返回广州；一九三七年因日本侵略中国，香港人口突增至一百万人，所以香港处于一个人口变动中，信徒生活未能安定，以使教会传教工作难有顺利发展。
联会成立之初，本无既有定的事工，及至一九一五年即有主日学合会；公坟合会归入联会管理。其后又接办广荫老人院，和海面传道会，以使联会「三济」圣工获得发展基础。而所接办的工作原属于七大公会和个别公会的事工，各公会本着联会的合一，而交由联会主理。联会在早期二十六年的道济事工，主要是每年或来年邀请国内，或海外有名的布道家来港主持布道会和奋兴会。在理济工作方面，联会是没有学校的创设，但对内多以宗教教育事工为主，如主日学教员培训工作、青年专题讲座、教会进步专题演讲、基督化家庭运动、鼓励推行「五运」（即五年内新添基督教加倍运动）、复活节崇拜等。在利济事工方面，曾办筹赈卖物会；筹赈潮汕委员会；避难所；筹赈潮汕风灾；广东兵兴筹赈会；救济广东三江水灾；辽宁及上海兵燹；本港露宿街边贫民救济；国难筹款会；开放收容所：粤港基督教筹赈会；难民收容所；资助返入内地者旅费等，不但为本地社会作出慈善活动，更多为国内各地灾区和民国作出筹赈工作。此外，联会曾提请政府准许自立教会的礼拜堂举行婚礼，获准通过执行。
当年联会，固然有本会所发动和提倡的团体，但同时亦有参与其他教会组织，如参加「反动婢会」；参与「全国基督教促进大会」；组织「香港华南圣书分会」；参加「拒毒运动」；参加「基督化家庭运动」；参与「一圆还债运动」；参加「伤兵之友」；参加「英振华会」；参加「基督服务总会」；参加「粤港基督教各团体联合恳劳团」等事工。无疑其时各种组织，多属七大公会信徒发起组织的工作；而联会有不少牧师同是各种不同组织的成员，是以联会与各组织非常融洽，以致联会发动的圣工，亦得到各会和各组织的支持。就以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六日有「香港基督教宣教师联谊会」成立为例，正副主席、书记、司库、干事各职，全属联会会员堂牧师所担任。虽则一九四一年港九教会加入联会有三十四所堂会，各堂牧师为数不多，但仍有七大公会的主任牧师为主导。而七大公会的主任牧师中，又以李求恩牧师为领导。由于期时联会没有固定会址，一切行政设施为多在联会主席所在堂会办理，所以联会主席成为联会合一工作核心人物。
四、日治时期联会事工的停顿（1942-1945）
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中国对日宣战以后，国内抗日军兴，广州不少教会学校；教会组织迁港建立。无论是难民和教友相继避难香江，香港人口骤增，社会环境异常动荡。当日军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攻陷香港，日军粗暴横行，奸淫杀戮，市面混乱，联会所有工作停顿。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在香港西大正通二号（原名般含道二号）合一堂成立「香港基督教总会」，设正副会长、书记、司库、司数、传道部长、教育部长、慈善部长、公坟部长、文字部长、参议等职务；宗旨定为：「本总会联合香港总督部管区内基督教各宗派教会组成一总会，在新政治下一致协力负起传福音使命，建设自传、自治、自治之教会。」该总会为香港教会是高权力机构，在混乱的时局中有开设、关闭，合并一切教会的权责，至于各自立教会主任教师和传道虽可自行选聘，但必要须经总会许可。由于日本与德国同为轴心国，日对德国礼贤会多有优待，致礼贤会香港堂主任王爱棠牧师被派为正会长；刘粤声牧师为副会长。各区区牧主要职责是督促所属地区教堂专作传福音之用；督促各堂传道人专事传道工作；各堂董事和传道人必须恪守总会典章；各区堂址开设或关闭须通知区牧及报告总会。会议选出有日本商人信徒平冈贞、藤田一郎为参议，以作监视总会，后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有日本鲛岛盛隆牧师派来香港任总会最高顾问，作为基督教最高的监督。由于教堂的破坏，大量信徒走难回乡，不少堂会停止聚会，总会所做工作以管理坟场，和广荫院为主。甚或协助安排传道同工到各堂主持主日崇拜，以及关心传道同工生活的需要，予以供给。当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总会亦于九月二十四日自动宣布解散，联会在十月一日，复关董事会，开展光复后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