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來,除了一年在北京採訪,親臨天安門憑弔外,筆者從未間斷出席維園的六四燭光晚會,對於六四事件的對錯,在筆者心中毫不含糊,亦熱切期盼盡快見到平反的一天,讓死者家屬得到安慰,流亡海外人士可以回國與家人團聚。正如我盼望日本政府和國民盡快就二次大戰時的暴行懺悔和向中國人民道歉,尋求寬恕!但正正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不認為逼一些下級官員和一般政治人物表態有甚麼作用。
在英殖民政府統治的時候,大家認為有需要要求所有華人議員和官員就鴉片戰爭是否侵略;替殖民政府服務是否等如漢奸表態嗎?是否不將民族大義掛在口邊就不能真心誠意服務香港市民?今時今日,我們是否經常還要呼喊打倒軍國主義、罷賣日貨的口號呢?
特首曾蔭權在立法會有關六四事件的言論差勁,引來抨擊難辭其咎。但個人認為大家實在毋須逼一些小小的地方官員,就一些中央要員也不能有個人立場的重大國策表態,正如一些立法會議員在北上訪問時意圖逼廣東省的官員就六四表態一樣,是姿態多於實際,大家能期望這些官員給予怎樣的答案呢?相反,經常逼人表態,卻會嚇怕了一些較為謹慎怕事、口才欠佳的官員不敢與同情民運的人士接觸,以免一旦處理得不好,會惹來輿論的批評,甚至丟官!結果大家只會愈來愈難溝通。
我們不能容忍一些官商政客因為個人利益說出一些顛倒是非、指鹿為馬的說話,但我們應體諒他們因為形勢比人強而適當地保持沈默,故左右而言他地迴避問題。逼人表態只會令一些希望透過體制內改革而默默耕耘的官員,容易因為違反了中央的立場而被逼下台。但一些只懂奉承上級、口甜舌滑的老油條卻容易步步高陞!
要平反六四,創造一個較寬容的和解空間,讓當事人相信不會重蹈昔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權力鬥爭覆轍,而是尋求好像南非、南韓非流血平反的下台階,也許比咄咄逼人來得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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