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别塔民与中国人~梁元生教授谈中国人的流动宿命

1991 期(2002 年 10 月 20 日) ◎ 文林 ◎ 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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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主日崇拜的「如此我信系列」讲座,第二炮是中文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教授梁元生教授主讲的「基督教对中国人的挑战」,梁教授除了分享了他个人的属灵经历,亦尝试从创世记巴别塔事件,找出中国人多年来颠沛流离的原因,其中不乏值得中国人再三反思的地方。

  梁教授先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断移动的生命,而他的属灵经历亦与此有密切关系。他由小一至小六,足足搬了十次家,转了六间小学,中学时代亦搬了数次家。大学毕业到现在,梁教授则游走于美国、新加坡及香港。多年前梁教授正预备到新加坡去教书,读到腓利到南方向埃提埃布尔太监传福音的故事(使徒行传八章二十六节至三十五节)。由于梁教授的洋名是腓利(Philip),当他读到主的使者向腓利说:「起来,向南走!」他感到神支持他到新加坡发展。当他南下到新加坡时,他发现当地炎热如沙漠,当地的政治控制也严,这才想起腓利是向南走到旷野,他亦在新加坡这个旷野待了数年。

  梁教授的个人经历,不单说出神的带领是真实的,亦道出中国人的流动宿命。不独他自己,近百年中国人分散于世界各地,分布之广,只有犹太人可与之比肩。即使在中国内地,人民亦是不断迁移,大量的年轻知识分子由内陆涌到沿海商业城市。要解开中国人苦难性的流动宿命之谜,他认为最佳答案是创世记的巴别塔事件(创世记十一章一至九节)。巴别塔民在东方聚居,热衷于建城筑塔,他深深觉得这件事是冲著中国人说的,他并举出巴别塔民和当代中国人三大相似之处。

  首先是巴别塔民和中国人同样迷信科技,他们可说是奉行「科技主义」(Technologism)。当巴别塔民迁到示拿地,他们说:「来吧,让我们造砖,用火把砖烧透了。」掌握用火是科技的标志,他们亦迷信科技可帮助他们通天及传扬自己的名。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便迷信科教兴国,中国领导人对科技、工程,异常执著,沈迷大型基建如水坝、人造卫星。内地大学大都较重视理科及工程科,人文科学却长期受到忽视。

  其次是钟情造城筑塔,巴别塔民定居示拿平原后,即动工筑城。造城的意思是寻找恒久永远的保障,芝加哥大学教授Leon Kass说:「造城筑塔表示出人类一股强烈的冲动:那就是得到安全和恒久,最终则为完全的自主和自足。」这点正和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不谋而合。

  巴别塔民还在城中造塔,塔可通天。人希望靠自己力量,在保护自己、安顿自己之余,还想超越自己,达到通天境界。新儒家倡超人入神,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更认为科技能使人朝神的方向发展,最终可超越生老病死,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自高自大的思想,正好和巴别塔民不谋而合。

  最后是两个民族同样奉行绝对主义,圣经说:巴别塔民都要说同一语言。不单看法相同,说话也要相同。在他们中间,没有选择;没有异见,当然也没反对,完全地奉行绝对主义。而绝对主义,中国人必定不会感到陌生。由秦始皇开始,个人主义在中国一直受到压抑,改革开放前的十年文革,更把绝对主义推至极致。整个社会是同一把声音,同一种颜色,老百姓是蓝色,军人是草绿色。人民完全失去自己的个性,社会亦失去缤纷的色彩。

  梁教授表示,基督教(神)对这三种特征作出挑战,就是神从天降下,变乱巴别塔民的口音,最后把他们分散世界各地。而中国人亦不好过,百年来均活在苦难之中,为了政治原因或生计而分散全球。

  最后,梁教授提出四个问题:神是否不喜欢高科技?神是否讨厌人文主义?神是否讨厌人有一体语言?中西文化是否水火不兼容?梁教授个人认为,关键在人的终极关怀及努力的目标。人相信科技和发明,并为人类带来富裕,是一件好事,但相信这些科技和发明可使自己变神,成为宇宙的主宰,便是把自己引向高傲自夸的路了。人可以创造,但不能创造所有;可以自信,但不能自我拯救。今日中国的基督徒,不应只懂质问神,为何中国人要蒙受这么多的苦难,而应反思中国人怎样做才得神的喜悦。这亦是今天基督教(神)向中国人发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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