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与香港教会

1944 期(2001 年 11 月 25 日) ◎ 教会之声 ◎ 龚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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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坊间已有很多不同的评论。有评论认为这对香港经济有正面的影响,但也有持相反的论调。无论怎样,香港绝不可能置身度外。究竟中国入世对香港教会有何影响呢?

  肯定的,中国入世不仅是一个经济的课题,也是政治和社会的课题。因为没有经济的改变不带来政治和社会的改变。我预计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会比现在更开放。当然,开放并不一定等于政权开放,但至低限度,民间社会空间比以往开放得多。这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对于那些对国内福音事工有负担的教会来说,这更是难得的机会。事实上,国内教会与香港教会的接触比以往多,也比以往直接和公开。然而,我总认为香港教会对国内教会的态度仍要遵守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就是「互不隶属、互不干涉和互相尊重」。重提这段话不是以福音为耻或认为人的法律比上主的吩咐还要高,而是相信国内教会有它自己的宣教和牧养策略。香港教会要做的只不过是支持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实践主耶稣所吩咐的使命,而不是有意或无意将香港教会的意识型态盖在他们身上。全球化的可怕不仅是因它使贫富悬殊加速,也是因它以其经济力量吞噬各国中小企业的独特性。这情况岂不也可以在教会中发生吗?这是香港教会要特别小心。

  中国入世必然对香港中介人的角色产生严重的影响。究竟香港是否可以成功建立她的角色?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却见证着很多人因着这种转变带来失业和经济困难等等。此外,往国内工作已是不可改变的趋势。往日丰年的日子似乎不可以再有。虽然基督徒的失业数字比政府公布的数字稍低,但在往后的日子就很难说。这些社会的转变迫使教会需要重新厘定它的牧养和宣教策略。问题不应只停留讨论团契或小组模式那一个好,也不是传统崇拜模式或灵恩敬拜模式那一个好,而是如何与社会当下人的处境结合,让我们的福音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信仰。就此,我特别提出两件事。第一,教会的宣教策略应要关注贫穷人的生活。就着贫穷人的情况,我在此不用多说。但奇怪的是,教会还未认真地放在它的议程上来讨论。这是刻不容缓。

  第二,我想提出教会资源的运用。据估计,在香港的神学院(不论规模大小)接近三十间。按各神学院的营运费报告,我估计每年约一亿元。然而,全港的神学生人数却不足二千人。从这些数字来看,神学教育的经费是惊人。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这是教会对神学教育的看重,以致不介意资源投入。另一方面,我们却要问这种资源投资是否值得?如按上面所说,若中国入世将会带来对香港经济有严重影响时,教会需要重新检视它的资源分配。普世教会所鼓励的合作和资源共享态度应是我们认真要考虑的地方。

  中国入世迫使香港商业作出种种的调整,香港教会绝不能以「不变应万变」。然而,有别于一般的商业决定,香港的教会扎根于香港,以致我们不会放弃对香港社会的承担,成为一间「向北望」的教会。此外,教会的普世使我们以分享来相处,而不是独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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