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重寻到理想再建-历史重寻与记忆再现:教会大学史的「复活」

1839 期(1999 年 11 月 21 日) ◎ 古道今诠 ◎ 梁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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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么时候教会大学的历史被人重新发现和重新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曾经这样说:「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在大陆起步甚晚。记得是一九八五年春天,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刘子健教授到我们学校访问,在海阔天空的聚谈中偶然提及研究教会大学史的必要。由于我们都曾在教会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读过书,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很容易取得共识。不过,他突然提出一个建议,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看你就是带头研究的最适合人选!」心直口快的子健兄又作惊人之语。他见我茫然不解,便接著说:你原来是教会大学的学生,现在的工作单位前身也是教会大学(华中大学),对教会大学有较多亲身的体验。第二,你现在是大学校长,对学校有总体的把握,比一般人更有利于研究教会大学。第三,特别是作为历史学者,你既有这方面的专业训练,更有责任来填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这块空缺。这次见面可以说是我决意投入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发端。

  章开沅教授是中国大陆学术界中教会大学历史研究的先行者和推动者,他现时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大学历史研究中心」主任,编有《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及《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等书。目前他正在研究曾经在金陵大学任教的历史学教授贝德士(M. Searle Bates)的文献和史迹,已有一些论文发表。从上引章氏的话看来,一九九五年是他决定投身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开端。我们可以从刘子健的说法得知大陆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至少有两种动力和两条进路,首先是「情」(校友),此乃以「回忆」为进路,另外是「理」(近代史中的空缺)-历史研究的进路。章氏既为校友,又是近代史学大家,故刘子健认为他是当然的人选。兼且当时章氏身为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有其领导,自可倡风气之先,启后辈之从。

  在章、刘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现任宾夕凡尼亚大学)林蔚(Professor Arthur Waldron)合力推动之下,一九八六年教会大学史的提案获得了美国亨利鲁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资助,一九八七年展开筹备工作,并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了首届国际研讨会。此后又于一九九一年南京师范大学举行了「教会大学和中国教育现代化」国际研讨会,一九九三年十月在华中师范大学的「韦卓民学术思想」研讨会,翌年五月在成都四川大学举行的「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化」国际研讨会。这连串有关教会大学历史研究的会议,把教会大学史研究推向一个高潮。一九八九年首次会议时只有四十余名学者参加,至一九九四年的会议参加者已超过百人。至此,教会大学史的研究队伍,不但已经形成,而且日渐壮大。内中不少中、青年学者,和过去的教会大学并没有情感的联系,只是被此一课题吸引,而成为此一领域中之健将,如北京师范大学的史静寰,兴趣从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Mateer)及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开始,发展到全面的基督教办学活动,主要是从教育史的角度研究;又如天津南开大学(现已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立新,也由传教士活动开始入手研究,再把焦点集中到教会大学上头来的。此外武汉的马敏、周洪宇,上海的徐以骅、王立诚,济南的陶飞亚、刘天路,南京的任利剑,福州的黄新宪,都是较为年轻的教会大学史研究队伍中的代表人物。

  至于较为年长的学者,研究教会大学历史,在「理」之外尚存店,特别是校友情和亲属情。如上面所提到的章开沅,他是金陵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而一直任事的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也是教会大学。又如杭州大学的曾巨生,他也是之江大学的校友和旧员,故此重投教会大会研究的班列,兼且费了不少气力翻译出鲁珍睎(Jessie G. Lutz)的大着《中国教会大学史》,另外苏州大学的张梦白,也是东吴大学的旧人,研究历史与重温旧梦,走的是情理兼顾的道路。以较为主观的情感路线出发的回忆文字,虽不算严谨的历史研究,却又为学术提供了不少的一手数据。这类文字,或记人或叙事,或述景记情,既片断而零碎,但涉及教会大学的也有不少,其起步甚至比章开沅等历史研究更早一些,在改革开放初期已有不少此类资料出版,如李有义的〈我所知道的燕京大学〉和郑林庄〈燕京大学的学分制和选课判〉,赵光贤的〈我所知道的辅仁大学〉,均于一九七九年刊登在《文史资料选辑》中。王神荫的〈齐鲁大学校史简介〉、邵仲香的〈我所了解的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陈裕光的〈回忆南京金陵大学〉、李中道的〈回忆东吴大学及吴法学院〉、朱博泉的〈沪江大学校史述略〉、张文昌的〈之江大学〉、姜蕴刚的〈我对华西大学的回忆〉、王以敦的〈岭大生活四年的回忆〉及余鹿庄的〈岭大的女学生生活〉,都分别在《全国文史资料》或当地的《文史数据》中刊出,时间俱早于教会大学史研究起步的一九八五年。此后,此类回忆文字也陆续有来,而以燕京校友出版的九辑《燕大文史资料》及金陵女大校友编的资料最为丰富,如《永久的思念》(1993)、《金陵女子大学事记》(1990)、《金陵女儿》(1995)等。五、六十年代的「压制的记忆」(suppressed memories) 或是尽量忘掉的过去,在客观情势容许之下、一下子爆发开来,又和记忆之泉接引,催生和帮助了教会大学史的研究。

  以上两种情况,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可以称为「历史的再次发现」(rediscovering history);而教会大学校友或旧员的写作,则可以称为「记忆的重新启动」(re-initiating memory)。二者对我们重寻和重评教会大学的历史,都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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